农民考虑的远比我们细化很多，他们也是在算计如何节约生活成本，而且还能维持甚至提升目前的生活水平。他们担心的不只是收成的好坏，还有种植的某些植物部分是否可以给猪吃，而减少买饲料的钱。在采访中有位农民就是这么考虑的。植物不仅仅是谷粒，只要任何一个地方有利用的价值，不种它的损失就不能计算成单一谷粒的价值。
除了收获的问题，耕种者还会考虑其他特征：质地，味道，可储藏性，美感，颜色等，他们并没有在一个物种选择一种作物，而是选择了许多不同的种类。而最大的选择压力还是来自于耕作者最主要的担忧：他们不想挨饿。提高作物的单一性是为了市场利益的最大化和商业竞争。失去部分土地的农民只有极少部分选择了养殖副业的方式，更多的是眼看利益损失而无所作为。
每一个村庄都有其特定的历史、生态、耕作方式、亲属联盟以及经济活动。村庄有其自己的习惯，不可能有法律来反映复杂的财产关系和土地制度。习惯最好作为活生生的、协商的实践组成部分来理解。他们不断适应新的生态和社会环境，和权力关系，他稍微的调整会带来实践的改变。地方的土地制度对于每天居住在这里的人是非常熟悉的，可能不太满意，可能颇有微词，当地居民为自己的目的可利用其有弹性的他条款。
每个家庭都在主要的生长季节对一些农田有收益权。收益权在土地转让中是极为重要的一种权益，是在获得固定补偿外的一种不固定数额的补偿，也就是土地股份合作社的一种分红。
在这本书中还获得了很多有趣的知识，比如芝加哥的街道和巴黎的改造等。每一个名字和这个名字的背景都传达了重要的社会知识。建立固定的，继承父姓的取名方式运动是国家努力为其财政制度建立更强大和有利基础的背景下发生的。建立固定的姓氏是官方的清晰化项目。财产所有权、继承权、收税、选举权、兵役制的自由犹太人解放，是由于姓氏采用。这种种国家治理的方式，包括统一的度量衡，土地制度等，都在秦始皇的大帝国被运用得淋漓尽致。
国家简单化可以被认为进行中的“清晰化项目”的一部分，这一简单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数据不准确，缺失和各种各样的错误、伪造、疏忽、有意的歪曲。简单化是意在操纵社会国家机器的内在需求，但是国家机器内在的纠纷、技术障碍、更重要的是国民反抗都在削弱中。
国家简单化有五个特征，国家简单化只观察社会生活中官员感兴趣的部分(实用主义的内容);他们都是成文的(文字或数据);他们都是静态事实;被格式化的国家事实都是集合信息;官员将国民分成不同的类别，从而对之进行集体评估。
简单化有两层含义：官员需要的知识一定能使他(她)对整体进行概括的观察，一定在许多情况下被重复使用。这样的事实一定是去他的独特性，作为一类事实的成员，以示意和简化的形式再现;概括的分类必然会失去或忽略那些可能相关的特征。
其实全书都在讨论简单化的得失，也就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对一个集合的描述不可能事无巨细，一个集合不代表着统一和千篇一律，只是实物的集合。
地方层面上随意公共联系的总合大多是随意的，与杂事联系在一起，所有的都是由当事人来衡量，而不是由他人强加的—是人们相互认同的感觉，是相互支持和信任的网络，是能及时满足私人和邻里需求的资源。对于城市街道来说，缺失这种信任是一种灾害，他的培养不能制度化。最重要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个人义务。在我看来，这种关系对农村同样适用。它可以是财富，也可能是灾害。首先对他的感观主要是自我意识，而且是相互的。其中可能存在着感观的不确定性和纽带一头的突然缺失，再而，没有制度的保障以及对自我约束的高要求，再加上能满足各自需求的前提，只要其中的一个因素不满足，就会让这种关系的不安全性提高。在今天的城市，尤其是住在公寓的人们(当然这不是街道)，可能很少在让他人保管自家的钥匙;但在小的步行街，仍有帮隔壁人家看店铺的传统，这是因为监督的群体变得广大。更为麻烦的是，公共联系的不是双方，而是千头万绪，在矛盾产生的时候很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而农户的门前门后就可以当作是农村街道。在土地流转的调查过程中，很容易发现农户之间的转包就是依靠这种关系。
其实书中很多讲的都是生活中的现象，读了他的解释真的让人耳目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