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这本书是一个非常痛苦又令人沮丧的过程。痛苦在于，大部分的文章连最基本的文通句顺都无法做到，不但词汇贫乏、言语重复，甚至做不到提纲挈领，连写综述最基本的能力都没有；沮丧在于，这些作者很多都是已成名的学者（大多数来自于社科院），他们的语言表达和写作水平令人不禁担忧建设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的前途问题。
以杜丽红教授的《四十年来的中国环境史及医疗史研究》为例。综述中充满有各种无法定义、无法操作又难以理解的空洞概念。比如，其在第一部分讨论环境史的重要性时写道：
尤其是从４０年中国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深入环境问题研究的学术脉络中梳理中国环境史发展的源流，并将其放到中国社会大发展的轨迹中解读一个研究领域的兴起，有助于理解环境史不仅具有跨学科性质，融合了多学科的探索，更是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融入世界的重要研究领域。（325）
这句话不读三遍根本不知道她在说什么，读了三遍发现其实什么都没说。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
具有跨学科研究特征的环境史的演变深受相关学科发展的影响。作为地理学分支之一的历史地理学深受地理学发展的影响，从关注自然地理和人地关系的角度对历史时期的环境问题展开了系列研究。（333）
这种句子已经不是空洞的问题了，似乎是在不顾语病地凑字数。除了这种前言不搭后语的句子之外，文章里还有各种对前人研究的胡编和误解。比如稍后，她写道：
环境史研究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跨越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领域，由于不同学科的研究带有不同的学科色彩，往往难以在同一层次上使用相同的学科语言和思维方式进行讨论，呈现出“各说各话”的现象。诚如鲁西奇所言：“以哲学、历史学为主体的人文科学主要是从哲学、历史观及伦理层次展开理论思辨与逻辑论证，具有浓厚的主观和直觉色彩；而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与这一问题有密切关系的自然科学，则主要通过具体个案的分析，在实证研究层次上加以归纳、概括，所得出的常常是能够实证和试验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上升到哲学高度。”（326-7）
这段话让我想起本科时候肚子里没货还硬要憋论文的经历。如果可以应该当面请教一下作者：“由于不同学科的研究带有不同的学科色彩”这句话如果不是凑字数的废话的话，读后感www.simayi.net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后面一句除了把这句废话重复一遍之外，还有什么意义？更精彩的是引用了鲁西奇这段话。鲁西奇的引文看起来很奇怪，似乎是在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的不同作整体的裁决。但是如果去看一下原文就知道，鲁西奇原话的意思是说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对“人地关系”这一问题有不同的考察思路，他的判断既不是关于环境史也不是关于整体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不知道在此处引用这么一句话，究竟是为了支持哪一个论点？
作者对鲁西奇的误解不止这一处。稍后谈到“人地关系”的时候，作者又一次谈到鲁西奇，写道：
鲁西奇提出人地关系链，认为气候变化是变化之源，土地利用是中心环节。抓住土地利用这一中心环节，探讨因气候变化而引起的人口分布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各种文化景观的变化，是考察人类不断适应环境变化、调整人类活动空间结构与行为方式的良好途径。在一般情况下，人口分布的变化虽然会引起文化景观的变迁，但并不对环境特别是环境中的气候因素带来重大影响，但生态脆弱地区除外。以人口变化为线索，对环境脆弱地带的人地关系演化模式展开探讨，必将丰富人地关系理论研究。（330）
此处引用的文章与上一篇是同一篇。那鲁西奇是怎么说的呢？鲁西奇说的是两个方向的关系链：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变化—农业产出变化—人口变化—社会和经济诸变化；反之，社会经济诸变化—人口变化—土地资源和利用方式变化—气候变化。因此，人地关系“可能形成一条链。”而且他说的清清楚楚：“在前一条关系链中，气候变化是变化之源，土地资源利用是中心环节。”那就很明白了，鲁西奇根本没有提出什么“人地关系链”，气候变化也根本就不是所谓“人地关系链”的变化之源，仅仅只是第一个关系链的变化之源。因为作者完全误解了这一点，因此只好把鲁西奇紧接着的“在后一条关系链中，人口变化是最活跃的因素”这一句话完全删掉了。
当然，要求作者仔细阅读并准确领会每一篇文献的确有些强人所难，毕竟大多数的时候作者似乎掌握了不读文献光看题目写综述的技能。如接下来的这一段：
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之一。【1】有学者采用自然科学的方式探讨沪杭地区一万多年来的气候变化。【2】王子今对秦汉时期的气候问题做了专题研究，认为气候变迁对秦汉的历史文化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3】满志敏对灾害天气做了细致的考察，并探究了如何研究气候冷暖变化的问题。【4】还有一些论文专题讨论了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5】（330）
读者必定好奇，为何这些总结洋洋洒洒，却似乎什么干货都没说，甚至连最基本的观点和争论都没有。可以看一下引文出处：【1】王铮、张丕远、周清波：《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兼论人地关系》，《地理学报》１９９６年第４期；【2】王开发、张玉兰等：《根据孢粉分析论沪杭地区一万多年来的气候变化》，《历史地理》１９８１年创刊号；【3】王子今：《关于秦汉时期淮河冬季封冻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１９９５年第４辑；《秦汉时期的气候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２期；【4】满志敏：《用历史文献物候资料研究气候冷暖变化的几个问题》，《历史地理》第１２辑，上海。
很明显，这所谓综述就是把人家论文题目的书名号给去了。你要问这有什么用，答案就是没用；也不要问为什么这么干，问可能就是篇幅所限，无法一一展开。不过虽然篇幅有限，作者又似乎一点不吝惜笔墨。这段之后作者写：
学者们对历史上植被、森林和动物的分布状况进行了广泛研究。有的考察各地植被的分布状况，有的侧重于各地植被的变迁，有的讨论了森林与沙漠化的关系，有的研究了垦殖活动对山林的影响，有的关注动物的分布，有的关注动物与环境变迁的关系。（332）
这让我想起了小学课堂上的造句练习。只可惜这里的“有的……有的……有的……”似乎全是重复第一句的废话。到这里作者似乎有些词穷，另起一段写道：
除上述研究之外，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对于历史上的环境变迁进行了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
且不说这句话“从不同角度”和“多角度”、“多方位”和“多角度”本身就语义重复，令人不解的是，它似乎暗示“上述研究”和此后不同，不是多角度的研究。如果不是的话，之前提到的关于环境变迁的研究又是什么呢？之后的多角度又体现在哪里？作者举出了一个例子：“陈桥驿、景爱等学者从自然灾害的角度，研究了历史上生态灾害与环境变迁的相关问题。”（332）是的，我怀疑作者似乎不懂“角度”到底是什么意思，很好奇从何种意义上“自然灾害”会成为一个“角度”来研究生态灾害。
如果字词上的问题只是落笔不仔细的话，在一些学术概念上的糊弄则更令人不安。比如，整个综述将医疗史与环境史合并，认为医疗史可以被认为是环境史的一部分。开篇就大谈：
医疗史研究的是人与疾病之间的关系，疾病与自然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疾病研究可视为环境史的一部分。
首先，作者似乎没有区分医疗史、疾病史和卫生史，就将这些术语随意混用，这明显是不合理的。这些术语有不同的内涵和研究对象，它们在不同层次上与环境史相关。其次，即便那个“因此”也很可疑：为何疾病与自然环境联系，疾病研究就是环境史的一部分？这明显是经不起推敲的。这一句所征引的文献是余新忠的《卫生史与环境史——以中国近世历史为中心的思考》，且不论卫生史和疾病研究是不是等同，如果作者读过余新忠的论文的话应该马上注意到，原文在摘要和正文中就一再声明：卫生史不能囊括在环境史中，但卫生史可以成为研究环境史的有效路径。不知作者为何曲解和忽略原文，在引用余文之后公然宣称：
中国医疗史研究的内容与环境问题密切相关，可以视为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部分，讨论的是历史时期人类医疗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347）
杜丽红教授本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但这种表现已经不是没读懂文献，而是有意曲解文献糊弄读者了，实在有违历史学家对真和实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