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把这个人世放在我心里。
我曾把一个个的使者派遣过。
我曾变作无数的化身前来。
可是你们却没有一个人认识我。
我夜间叩门，一个苍白的犹太人，
一个逃亡者，被追捕，跑破了鞋子。
你们去叫刽子手，引来密探，
还以为自己是替上帝效力。
我曾化作发抖的愚钝的老婆子，
要发出恐怖的叫喊，却叫不出口，
你们却大谈特谈未来的后代，
只让我的骨灰能获得自由。
我曾化作东方平原的孤儿，
跪在你们的脚下乞讨面包。
可是你们却害怕将来的报复，
耸耸肩膀，留给我死路一条。
我曾化作囚徒、短工、被拖走、
被出卖、被鞭子打得头破血流。
你们对我这蓬头的苦役掉转头。
如今我审判，你们是否认识我?
(钱春绮 译)
【赏析】
这首诗歌出自贝根格吕恩1944年写的组诗《愤怒的一天》(Dies irae)中。这部组诗里面的诗作，大多都是以非法的手抄本形式在德国国内流传。在此首诗中，贝根格吕恩以一种类似圣经先知的口吻痛斥和谴责了同胞们可耻的驯服态度，对他们在道义上的罪过宣布了公正的判决。整部作品洋溢着严峻的、不可动摇的正义感。
全首诗共由五节组成，每节四行，结构严谨。从诗歌形体上看，它带有德国传统诗歌的特点，形式简洁，韵律和谐。在语言层面上，它追求明白晓畅，干净利落的叙述风格，不在文字上堆砌辞藻。诗人竭力以最朴实的文字表达诗人最真挚的情感，使得整首诗作爆发出巨大的感染力和审美张力，而这种感染力不仅和诗歌本身所表达的思想内容相关，而且还与诗歌在修辞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力量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当我们试着从整体去把握这首诗歌时，应该留意诗歌文本在行进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整首诗歌的内部始终贯穿着一个明显的对立关系。也正是这种对立关系构成了诗作的主要内容以及诗人在法西斯统治背景下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这种对立关系表现在每节诗歌的前两句是主要描述诗歌抒情主人公“我”的行为，而紧接着后面的两句，则是描绘“我”的德国同胞“你们”的行为。比如，在诗歌的第一节，诗人直接以一种浓烈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口吻，把自己想象成一位先知或者上帝的化身，在向“他”的同胞充满愤怒地质问：“我曾把这个人世放在我心里。我曾把一个个的使者派遣过。我曾变作无数的化身前来。可是你们却没有一个人认识我。”尽管“你们”没有人能够认识“我”，但是“我”却已经目睹了“你们”所做的一切，“我”为“你们”而感到可耻。
在这一节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鲜明的对立为全诗定下一个情感基调。诗歌的后面部分都是以此形式展开，只不过是诗人把这种对立关系进一步细化，通过细节刻画出来。而里面所出现的种种具体形象，也正是“我”曾派遣过的一个个的使者，“我”曾变作无数的化身。
在第二节中，“我”化作一个夜间逃亡的、苍白的犹太人，把“你们”的房门叩响，可是“你们”却叫来刽子手，引来密探，而自己却还在感觉是为上帝效力;在第三节中，“我”化作一个发抖的愚钝的老婆子，要发出恐怖的叫喊，却又迫于法西斯的淫威而叫不出口，而“你们”却还在高谈阔论未来的后代，只让“我”死后方有获得说话的自由;在第四节当中，“我”化作一个东方平原的孤儿，跪在“你们”面前乞讨一块面包，而“你们”却害怕将来受到报复，故作姿态地耸耸肩膀，留给“我”的也只是死路一条;在最后一节中，“我”化作囚徒、短工，被拖走、被出卖、被鞭子抽打得头破血流，而“你们”却对“我”视而不见。现如今“我”对“你们”进行道义上的审判，“你们”是否还认识“我”么?
上述的种种情形并非诗人凭空捏造，它们浓缩了纳粹统治之下真实的社会图景。诗人在此并没有去正面揭示法西斯残暴的统治，而是通过对那些德国同胞们种种可耻行径的刻画，让人深刻领会这个社会的荒诞和残酷。他们的种种表现既是被纳粹驯化的结果，也是无知愚钝的表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鲁迅： 《呐喊·自序》)从某个层面上来说，麻木不仁和为虎作伥有时比那些可恶的统治者更为可怕。
面对希特勒实施的血腥统治和张扬的军国主义思想，贝根格吕恩和其他反法西斯作家、诗人一样，从一开始就是持激烈的、毫不妥协的态度。但由于贝根格吕恩的出身和受教育的关系，他缺乏接触劳动人民生活的体验，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也缺少深入的了解。同时，由于他笃信宗教——先前信仰基督徒，在1936年又改信天主教——这也使他思想里存在某些保守主义倾向，这必然使他崇信一些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不相容的原则。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本诗中作为抒情主体的“我”会以一种道德家和先知的姿态去审判“他”同胞的情景。
纳粹统治的十二年是贝根格吕恩创作的成熟期，也是其诗作的社会意义引起最广泛共鸣的时期。正如人们对他的评价： 他是一个既定的公民传统的体现者，一个在法西斯暴政条件下没有卑躬屈膝、没有败坏德国文学荣誉的作家。
(李 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