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南华早报》报道香港大学开始允许工作人员使用ChatGPT。具体内容是香港大学负责教学的副校长 Ian Holliday ，4月14日向全体教职员工发出电邮，宣布从4月17日至6月30日，该校将通过Azure OpenAI Services平台，免费为教职员工提供ChatGPT的试用服务。前提是要遵守9项条款和条件，比如只能将该服务用于工作和研究。
虽然依然禁止学生使用，但是他们会根据员工试用情况开发一个收费系统，并在港大生成式人工智能工作组制定学生使用的政策和准则之后，向学生开放。
这件事有意思的是，就在2个月前，港大还是香港第一个提出禁用ChatGPT的大学。是什么让他们的态度发生转变，这件事对我们又有什么启发呢？
我们先说说香港大学为什么会禁止学生使用ChatGPT。港大2月份发布的内部邮件中，明确提到实行临时举措：禁止在港大的所有课堂、课业和评估工作中使用ChatGPT或任何其他人工智能工具，涉嫌违反这一临时措施的行为将会被视为潜在的剽窃情况处理。
也就是说，如果不禁用，就可能出现学术剽窃情况。但是，在ChatGPT没有出现时，也会出现剽窃情况，那时候学校至少还能采取论文查重等传统技术手段或教师评估等方式来甄别剽窃。
ChatGPT出现后，学生用它来生成的作品已经高度拟人化、原创化、高质量化。这就使得甄别剽窃的旧方法失效了，只能临时禁用。就像和电脑打对战游戏一样，眼看打不过了，直接把电脑电源关了。
采取“禁用”这一手段的高校不止港大一家，全球还有多所高校禁止学生使用ChatGPT等AI工具，比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等等。更有甚者，纽约市教育局担心AI工具不利于学生教育，封禁了全市学校网络访问ChatGPT的权限。
这样的措施出发点是好的，看上去也很有道理。但是这些学校的“禁用”手段恐怕只是掩耳盗铃。
因为，只靠一纸通知难以真正限制学生使用ChatGPT等新兴AI工具。即使学校在校园网络上封禁，学生依然可以使用手机登录各类AI平台。
其实，出现这种情况的底层原因，是人们对新技术的“恐惧”，恐惧引发的直接反应就是限制和抵制。实际上，技术发展史本就是一部“恐惧”史，“恐惧”有时候就是新技术的代名词。从苏格拉底斥责书面文字、到马车夫抵制汽车、再到尼古拉斯·卡尔提出“网络导致人类思维退化”，屡见不鲜。
在教育领域一样有抵制新技术的先例。1993年，美国教育技术专家哈纳芬和萨维尼在《教育技术》杂志上发表了《课堂教学技术与教师的新角色及其阻力》一文，探讨了当时美国中小学教师不愿意甚至抵制使用计算机教学的深层原因。
文中提到“有些教师认为计算机有可能成为部分学生的‘精神拐杖’。比如说，一些学生使用写作软件交上来的文稿看起来很工整，没有明显的拼写错误，但实际上都写得很差劲。该软件的拼写、文法检测功能可以帮助学生节约写作时间，却无助于真正提高作文质量。”
这与现如今担心AI不利于学生教育的逻辑何其相似。
然而，新技术一旦导入社会，性能不断调优，被普遍接受的趋势并不会改变。技术推动社会变革的戏码在历史上一再上演，人类再也离不开文字，路上再也见不到马车，计算机也已经成为现代教学中的必备工具。
那么，港大为什么从禁止转变为放开？
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认识到了新技术的先进性，意识到变革的巨轮已经启动；一个是担心自己因为没有早点参与其中而被淘汰。
与之相比，在教育领域也有从一开始就对AI技术抱有开放态度的学校，如香港科技大学等。也许他们已经意识到，在新一代AI的价值下，传统教学和科研模式有可能产生巨大变革，能够探索、引领、适应新的技术与新的模式，才不会被淘汰。
而有关AI影响学生教育水平的问题，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位同事的观点。在谈到是否愿意让你的孩子使用AI辅助写作文的时候，那位同事说，反正孩子长大了肯定会用，与其现在不让他们用，还不如早点用，熟悉那些工具的套路，还能借助它训练你的思维模式，提高自己的“机器智商”，未来肯定会有很大帮助。
在有些学校还在犹豫纠结的时候，效率至上的企业界已经加快步伐进入新一轮产业革命，大家都在寻找新的产业占位与增长契机。我们自己也必须要躬身入局，尽快把AI工具利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