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和尚中”思想的时代意义

“贵和尚中”思想的时代意义

内容提要:“贵和尚中”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深刻的文学、史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美学内容,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它极其珍贵的内涵在当今的改革开放和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天人合一 和谐统一 和为贵 以和为美

“贵和尚中”的精神源于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易坤象传》有“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话,《易乾传》云:“保合大和,乃利贞”,都启发人要以和为本。“太和”是天地万物高度和谐的状态;“和”是不同事物的协调共处。春秋时期的史伯是第一个对和谐理论进行探讨的思想家,他说:“夫和实生万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而长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声无一文,味无一果,物一不讲。”①其意思是说:和谐才能生成万物,同一就不能发展。把不同的东西加以协调平衡就叫做和谐,丰富中见出统一,发展中见方向。如果不是这样,把相同的东西相加,那用尽了也就完了。《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古人以大和谐的观点来看待宇宙这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一方面承认矛盾对立,另一方面却又把实现对立面的和谐统一看作是最终的结局或至佳境界,强调相异相对事物的协调相融,所谓“和”生万物。古人在这里提出了高度关注和积极倡导万物和谐的思想。

尚中的“中”即不偏不倚,不走极端的意思。《易传》云:“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就是要人们效法天,在行为上允当适度,中道而行,即“持中”,无过无不及。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和”和“中”的思想,提出了“中庸”的实践理性辨证原则和中庸之道。《中庸》篇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这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又云:“舜其大知也与,……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这里以“时中”、“用中”来解说中庸,时中即随时处中,依条件的不同随时选取适当的标准。用中即不陷于某一极端,随情况的不同而采取确当的方法。“贵和尚中”是我国古代思想家对

自然界﹑社会与人生状态的理解,又是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形成良性关系的期盼,是真善美理想的体现。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和”的概念出现很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和”字;在《易经》“兑”卦中,“和”是大吉大利的征象;在《尚书》中,“和”被广泛地应用到家庭、国家、天下等领域中去,用以描述这些组织内部治理良好、上下协调的状态。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思想家们把“和”作为一个哲学的抽象范畴加以研究,揭示了和谐的价值、本质和机制。史伯区别“和”与“同”:“以他平他谓之和”,意谓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叫作和,这样就能产生新事物,所以说“和实生物”;“以同裨同”,即把相同的事物加起来,那是不能产生新事物的。从辩证法来看,“和而不同”实际上提出“异”与“一”的辨证关系,首先是承认异,这是前提,然后将异化为一,即实现统一。无异的“一”为“同”,有异的“一”为“和”。无异的“一”是生命的终结,是死寂;有异的“一”是生命的创造,是活力。《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子论和同的区别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火单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 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这所谓和,也是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君、臣之间,臣能提出不同的意见,君能容纳不同的意见,然后可称为和。史伯关于和同的思想,一是要求多样,二是要求平衡。

孔子也区别了和与同,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②看来孔子是同意晏子关于和同区别的言论的。孔子对于和、同之辨未多讲,而提出了“中庸”的观念。后来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篇,对中庸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中庸》篇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这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又云:“舜其大知也与,……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这里以“时中”、“用中”来解说中庸,时中即随时处中,依条件的不同随时 选取适当的标准。用中即不陷于某一极端,随情况的不同而采取

确当的方法。郑玄诠释《中庸》篇的题义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③这是认为中庸指中的运用。程颐诠释中庸云:“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④这是把中庸看成固定的原则。

贵和尚中思想虽然具有哲学上的意味,但立足点仍在于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并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法与处世观念。和谐、和睦、和平、祥和,是大多数中国人希望与周围环境实现的最佳关系状态;“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几乎是每个中国人都能脱口而出的处世经验;“将相和”“兄弟和”“姑嫂和”“邻里和”“民族和”被传为千古佳话;摒弃前嫌、共赴目标,投以桃李、主动示好,诚实守信、以德待人,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办事中庸、适可而止,实行仁政、宽厚待人,忍耐退让、委曲求全,搁置争端、求同存异,保持均势、相互制约,这些都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所积累的宝贵的求“和”求“中”的经验。

“和”既是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又是人际交往的目标所在。以诚信宽厚仁爱待人是为了“和”;恪守本分互不干涉、“井水不犯河水”也是为了“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谋求对立面的和睦共处是一种“和”。和谐,静之为衡,动之有序的最高法则;宣示了世间万事允持厥中⑤居中有常的无上至理。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刚健中正,居中不偏,是万事亨通的无形大道。这种和为贵的中道思想是儒家基于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得出的最高理念。古人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更特别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就是以和睦﹑和平﹑和谐,以及社会的秩序与平衡为价值目标。

“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友好相处、互助平等的精神,既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处理人际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原则。老子说:“大者宜为下”,“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这就是说大国尤其应谦下。大国像居于江河的下流那样谦下,天下就容易交融、雌顺,人类就容易和平相处。这是最早反对大国主义的思想胚芽。战国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孟子提出的“交邻国以道”。汉代统治者主动采取了通西域的对外政策措施。西汉最主要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董仲舒主张“洽

四国”。唐高祖李渊明确主张,对周边邻国“尽抚育之方”、“宏仁恕之”。明代对外关系有新的进展,明洪武初曾任左丞相的李善长提出,对东西洋诸国,“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迩,一视同仁”。清中叶以后,清政府腐败无能,并渐行闭关锁国主义,积弱积贫。帝国主义乘机入侵。清末政治家、鸦片战争中杰出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在力主抗敌禁烟的同时,仍然主张对洋人“分别良莠”,行区别对待之策;对真正友人,力为保护。中国近代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家、思想家孙中山先生则更明确主张,作为大政方针,应“持和平主义”。现行宪法基于对国家主权平等的认识,明确提出“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主张加强沟通交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和制裁或以武力、制裁相威胁。这是以相互尊重、互不干涉求“和”,是平等共存、相辅相成之“和”。

大同是孔子的根本社会理想追求。在中国历史经历了夏、商、周三代的阶级社会的东周晚期的春秋时期,孔子形成大同理想并努力追求之,在《礼记•礼运》中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古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之不懈奋斗的理想和信念,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对全球化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本质内涵的最早赋予。

从天人合一﹑万物一体这一基点出发,中华民族在道德上追求一种和谐,强调一种义务。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对宽容和谐有许多精辟论述,孔子所建立的仁学思想体系,实际上就是要以此建立一个宽容和谐的道德社会。“贵和尚中”思想就是宽容和谐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史伯提出“阴阳之序”的观点,通过秩序、均衡与统一,从而达到万物宽容和谐。孔子主张和而不同,并以他的仁学思想为基础,试图通过中庸之道达到宽容和谐。中庸,是孔子在其中、晚期

形成的重要思想原则和思想方法,也是孔子处世和对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则与方法以及他主张的重要道德原则。古人认为“不偏谓之中,不易之谓庸”,“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在《论语•雍也》中,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是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它正确﹑重要极了!人们早就缺乏它了。在孔子提出了中庸的思想方法和道德原则之后,逐步引起后儒们的重视和倡导,孟子提出“中道而立”的口号,认为有德之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在于严守中道。他说:“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⑥理学家解释说:“中者,天下之大本,只是浑沦在此,万般道理都从这里出,便为大本。”⑦传统伦理把中庸看成至高的德性,不仅因为它是宇宙天地间经常不变的真理,而且还因为有勉人勇于力行,不可有一点点的忽视的意义。人既生天地间,大地“厚德载物”,人也应该效法大地,培养一种宽厚的德性。所谓“有容,德乃大”,强调只有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才能增长才干,成就大的德行。彼此宽容和相互妥协的能力是人类不可缺少的美德,也是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伦理道德层面上的“中和”观念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成员要有普遍的尊重和敬爱,实现人际温馨协调的伦理环境和道德氛围。如“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和为贵”等。《世界人类义务宣言》指出“应当促进人类之间的宽容和相互尊重,而不应当煽动仇恨”。宽容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能宽厚待人,容纳愚弱,不计人之过,不念人之旧恶;在民族关系上,能“协和万邦”,形成多民族的大家庭;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是和睦相处,不擅自发动侵夺战争。所以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不尚暴力﹑拥有四海宾朋的民族。

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博大精深,而贵和尚中,以和为美、以和为贵的思想,却是中国传统哲学及美学之精要。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⑧他赞扬《诗经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⑨,认为“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不和谐的,故要贵“和”尚“中”。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⑩贵和尚中思想对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审美意向﹑人生价值观念﹑文艺的传承与发展等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中和”思想

渗入社会方方面面,使得“和谐”已不仅是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最高境界,更是艺术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法则,左右着中国艺术的审美理想。古代中国艺术向来重视情感和理性的“中和”,力主感情受理性的制约,应处于“中和”状态,即所谓情中有理,理中有情,以理驭情,情理并行。凡艺术作品,总要反映客观世界的“事”﹑“理”,总要渗透、凝聚着创作者的情感态度。摒弃了情感,艺术魅力将不复存在,作品自然无法渗入欣赏者的心灵。倘若情感的表现没有节制,不合事理,艺术作品怡情悦性的美感也消失殆尽。因而艺术作品的审美创造应当遵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义”(⑾的“中和”的原则,抒写中规中矩﹑维护情理谐协的“中和”精神,推举含蓄蕴藉的情感,抵制非理性的强烈的情感宣泄;维护情理谐协的“中和”精神,推举含蓄蕴藉﹑和谐适中的表达方式。各门艺术都呈现出多样性组合的特点,艺术作品的“合”是按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是一种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的“和”。音乐以五音配合;绘画以五彩为色;书法用八种笔划,对美的理解,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美就是恰当”,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描写了东邻之女的美:“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可见,恰到好处才是美,而过分或不及则都不美。艺术上的“中”,还表现为对中心的追求:音乐须有主音,最好是宫调,因为在五行体系里,宫是中;绘画讲究整体性,主要人物和主峰突出;书法每字有主笔;戏曲乐器以鼓板为中心;建筑群要有主体建筑。有了整体布局的一个中心,中国艺术才显得和谐生动,充满理性精神。中华艺术深受“中和”精神的浸润,崇尚以和为美,审美创造力求和谐统一,追求“物我通情相忘”的意境。

贵和尚中思想是我国思想家对自然界﹑社会﹑人生状态的理解,又是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形成良性循环关系的期盼,是真善美理解的体现。在当今中国,贵和尚中思想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就国内而言,贵和尚中思想有益于中华各民族的凝聚力的增强,推动社会的长治久安、和谐稳定,促进国家的安定团结、发展壮大,有益于一国两制制度的顺利实施,共同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国际范围而言,贵和尚中思想有助于促进世界各民族与文化的多元的协调发展,有益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潮流。

①《国语•郑语》。②《论语•子路》。③《礼记疏》引《郑回录》。④(朱熹《中庸章句》引。⑤《论中道思想和中庸之道》。

⑥《孟子·尽心上》。⑦陈淳《北溪字义·中和》。⑧《论语•学而篇》。⑨《论语•八佾篇》。⑩《礼记•中庸》。⑾《毛诗序》)

浅谈延安精神中艰苦奋斗的时代意义

延安精神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批判、改造旧世界,创造、开辟新世界的伟大共产主义精神,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品格和精神风貌,它体现了我党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为国家、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它体现了我们党的理论与实际相统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它体现了我们党的意志统一、团结一心、纪律严明、高度民主而集中的集体主义精神。改革开放以来我党领导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独立自主,坚持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当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艰苦奋斗精神依然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延安艰苦奋斗精神的体现形式是历史的、凝固的,但其精神实质是永恒的、发展的。艰苦奋斗是一种工作作风、生活作风,更是一种政治品格、精神状态,实际上是一种不怕困难,积极进取,勤俭创业,奋发图强的精神。在步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哲理没有变,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没有变,我们党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没有变。物质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要求也高了;科技发达了,但艰苦奋斗的智力因素也更多了、奋力拼搏需要的周期也更长了;社会进步了,但艰苦奋斗的难度也更大了。我们党带领人民打江山、坐江山靠艰苦奋斗,带领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要靠艰苦奋斗。在新时期,延安艰苦奋斗精神忘不了、不能忘、也忘不得。延安艰苦奋斗精神与现代生活方式完全不排斥,其蕴含的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念、精神动力、人生追求和行为作风都具有新的时代内涵。艰苦奋斗精神不是仅仅指物质层面的节俭、体力层面的艰苦,它的内涵在于与时俱进:作为正确事业观的艰苦奋斗要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要求每一位党员干部认认真真学习、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坚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组织,通过扎实勤奋的工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延安艰苦奋斗精神同时也是共克时艰的精神力量。2008年5月12日下午两点廿八分,四川汶川一带发生八级特大地震,震幅逾十万平方公里。顷刻之间,山裂城崩,河悬地陷,房倒屋塌,万民生埋,电波传讯,全国牵心,举世瞩目。我们的总书记胡锦涛亲临灾区慰问、解困,人民的好总理温家宝于灾后几小时内即赶赴一线指挥救援。解放军及公安武警官兵出动十一万余众,如神兵天降,飞临灾区中心,他们用倔强的扦杆撬出一个个奇迹,用磨烂的双手掏出一个个生灵,不放弃每一次救援,不抛弃每一个生命,为人性的升华奏出了一曲慷慨悲歌,为民族魂魄的凝聚塑造了一座巍峨丰碑。2008年我国成功举办了第29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充分展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奥运健儿们通过自己的不屑努力取得了51金、21银、28铜的骄人成绩。如果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一切成绩都是不会取得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更要继承和弘扬延安艰苦奋斗的精神。延安艰苦奋斗精神是强大精神力量。我们要靠继承和弘扬延安艰苦奋斗精神推进扩大内需,落实好中央的各项政策措施,保民生、保稳定、促发展。

艰苦奋斗的精神对我个人的学习生活来讲也是绝对不能丢的。去年报考了河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后,我克服一切困难,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奋斗的学习终于考入了我期盼已久的河北大学。如今我又重新走进校园,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首先要按时上课,充分利用好每一次上课的时间;其次要利用课外时间多读一些和专业相关的书籍,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最后要多思考,多写文章,争取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总之就是要艰苦奋斗,好好学习,掌握好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将来再次走向工作岗位

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艰苦奋斗永远是我们时代的旗帜,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石。今天我们提倡和强调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不是引导人们重走“穷过渡”的老路,不是甘愿死守贫困再过苦日子,而是振奋精神,积极主动地向艰难困苦作斗争。奋斗不是为了吃苦,但是奋斗必然要吃苦。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不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必定能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巩固我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可以相信,全社会崇尚和发扬艰苦奋斗之时,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日。

内容提要

长篇神话小说《西游记》是一部以神魔斗争为内容的充满奇幻色彩的小说,因而它的思想内容可以说是既简单而又复杂,有其明白易晓的一面(人人都爱好,都能看懂),也有其难于把握的一面(关于它的内在意蕴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小说以唐代高僧玄奘西天取经为线索,以取经人物的活动为中心,逐步展开情节,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如昏聩而又刚愎自用的玉皇大帝、慈善而富于人情味的观音菩萨、善良坚定朝佛而又软弱无能的唐僧、质朴老实的沙和尚、吃苦耐劳而又集馋、懒、贪、色于一体的猪八戒,特别是在众多的艺术形象中刻画得最精彩、最成功的“斗战胜佛”孙悟空。他的故事分两个阶段:一是从花果山称王到大闹天宫,主要表现他反抗神权正统、追求自由的叛逆的性格;二是护卫唐僧西天取经,集中体现他不畏自然艰险,征服邪恶势力的斗争精神。其英雄形象给读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让人耳目一新。那么,我们应如何全面认识孙悟空英雄形象?如何正确认识孙悟空形象的时代意义?本文就孙悟空这一艺术形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谈谈自己粗浅的认识。

[关 键 词]:西游记孙悟空英雄形象时代意义

浅谈《西游记》中孙悟空英雄形象及时代意义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一部展现英雄性格发展的光辉著作。这部小说长期以来就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劳动人民所喜爱。它具有特殊的情节,独特的风格,神奇的人物。就其人物而言,除唐僧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外,其余几乎都是神佛妖怪之类。他们打遍了上中下三界,似乎与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并没有什么关系。而所塑造的每一个形象,又都那样具有魅力,使我们并不感到生疏。其性质又颇与古代神话传说及寓言文学有所不同。就像提到《红楼梦》我们必须谈及王熙凤一样,提到《西游记》我们不能不讲到孙悟空。他来历非凡,是一个感受日精月华的石猴,他在花果山水帘洞居住。自小儿学做妖怪,称名悟空,凭本事,挣了一个齐天大圣。只因不受天禄,大反天宫,惹了一场灾愆。如今脱难消灾,转拜沙门,前求正果,保唐代高僧玄奘西天取经。孙悟空对于《西游记》的重要性,在于他身上英雄性格所具有的无比力量。孙悟空是一个“大英雄”,“真英雄”,这无庸置疑。至于他是一个怎样的英雄,给他一个完整而全面的定义,未免太难。前人曾对孙悟空的形象作过较为细致的评价,有人认为它“是农民起义英雄,是一个无所畏惧的绿林好汉”,是“一个充满理想、神奇色彩的神话英雄形象,通过其征服自然、孜孜追求理想境界而毫不懈怠的精神”,展示的是一个敢干向神圣宗教神教挑战的英雄,“它代表了正义,是作者理想的化身”,“其崇高伟大的品格体现了理想化的人民斗争精神、反抗意志和惊人力量”。又有人大胆地认为:孙悟空是作者故意创设的特殊“人物”,它的外貌与其心灵存在极大不和谐,但其“言语、行动、性格与外貌结合得那样巧妙”,则又显示其和“和谐”来,因而此形象便实现了“从不和谐向和谐的转化”。“孙悟空虽具猴的原形,但,其机智酷似人,勇敢又恰如英雄。孙猴子在作者的艺术之杖下化为活生生、富有世俗性的人”。于是,他们又指出“神、人、动物性在孙悟空身上得到和谐统一,作者运用人、妖、兽三结合的特殊手法,在人物身上体现了人间社会中人的思想感情等社会属性、兽的外形和习性等自然属性、妖的神通广大的本领等传奇性。化合成人、妖、兽三结合的艺术特征。”是什么类型的英雄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在于英雄性本身所具有的感召力,启发力,影响力。下面主要从剖析孙悟空英雄性格的成长,成熟,完善,来认识孙悟空崇高的人性美,感受与体味英雄本色背后的英雄意义。

一、年青气盛,唯我独尊

(一)年少轻狂,好出风头——“美猴王”英雄

《西游记》第一回标题“灵根充孕源流出,心性修成大道生”这两句话实际讲的是小说中心人物孙悟空奇异的诞生历程:他凭着自己的勇敢征服了一群小猴,被奉为美猴王。

“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内育仙胞,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风化一石猴,五官俱全,四肢皆备„„”

“仙石迸猴”的传奇诞生,既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纯天然的生命体,又预示了日后必有一番奇特的人生经历与轰轰烈烈的作为。

从一个普普通通的石猴,一跃而为“花果山水帘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既不是天意造化,更不是靠虚伪,欺诈手段谋取,而是凭真本事,真功夫。发现“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他的勇敢,机智可见一斑:

众猴拍手连呼三声:“哪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源头来,不伤身体者,我等拜他为王。”石猴随即两声高叫“我进去!我进去!”„„

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使他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石猴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猴王”的位置。但这毕竟是他的少年时光,生命的“懵懂”之龄,心智肤浅。勇敢之举难免夹带自发意识。自己这一跳,能不能达到他们预定的要求,顺利完成任务,心里肯怕还没底,只因难抑一时冲动,只为要出人头地,别无他虑。再加上他是趁“王”这重赏而去,勇敢本色中又掺杂着几许争强好胜。

发现“洞天福地”后,众猴们都已陶醉于快乐之中,他却一人端坐在上,“列位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何不拜我为王。”

从他乘“王”而去,得“王”而归,这种名至实归的背后掩盖不住的是他的逞强好胜,好出风头的顽劣性,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少年式英雄“美猴王”的应有表现。“仙石迸猴”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让他自命不凡,伴随他一生历经无数的坎坷磨难,英雄豪气始终未被困厄所消磨。

(二)血气方刚,说一不二——“齐天大圣”英雄

生命总要不断向前发展,人生也要从懵懂之态走向新生。自然的本性使悟空在传统束缚面前显得桀骜不训。他闹了龙宫,向海龙王强索兵器来武装自己。又闹冥司,把生死簿上猴类的名字一笔全勾。他不承认神的王国的任何权威,见了玉皇大帝只是唱个大喏,自称为“老孙”。对于孙悟空还是美猴王的他,其思想早已超越了年龄的限制。思想的先行,使他的生命日渐成熟起来,从而为他由美猴王顺利过渡到齐天大圣敞开了大门。他第一次闹天宫起因在于发现弼马温是最低级的官吏,感到自己受了玉帝的愚弄,便心头火起,打出南天门,并且干脆竖起“齐天大圣”的旗帜。“齐天大圣”之旗的打出,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不仅要做一个与天地山川“齐寿”的“大王”,更要做一个与天地神佛“齐平”的“大圣”,从大王到大圣,这可谓生命自觉的第二个标志。

不畏艰难险阻,寻得高人,传授武艺。学成归来的他没有忘记他的理想乐土“花果山水帘洞”,更没有忘记他的“猴子猴孙”们。当听说他的家园被占,猴儿遭受欺侮时,他咬牙切齿,“力逐”混世魔王,拉开了他反抗的序幕,同时为了重振家园,永葆基地,他“九幽十类尽除名,四海千山皆拱伏”,这一切为他接下来的“大闹天宫”准备了现实基础。

大闹天宫实际上有“两闹”。缘于天廷的两次招安都不遂他之意愿,因而有“大闹”之举。一闹天宫是一次招安骗他当了“弼马温”,而“弼马温”(未入流)即不入天神之流,孙悟空一气之下打出南天门。“二闹”天宫是二次招安“齐天大圣”之职有名无实——蟠桃盛会没有请他,使他睁开眼睛看到了神的谲诈,索性把天宫闹得一塌糊涂,反了出去。在众佛祖中,他与太上老君的关系最糟。大闹天宫时,他将老君的金丹偷吃得精光,恨得老君要亲自将他放在丹炉内外死拼炼为丹药。把他的满腔愤恨尽情发泄。与天廷的“神兵神将”进行了正面交锋,其场面之激烈可以想象。然而,纵有十万“神兵天将”也难敌“齐天大圣”只手。“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纵观“二闹天宫”,“一闹”远不如“二闹”,一闹其实是为“二闹”作铺垫,是“二闹”的预演,从而把孙悟空的反抗性层层深入地推进。“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第7回)众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他投进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中来烧炼。七七四十九天,只炼得他火眼金睛,趁老君开炉取丹,纵身而出,蹬倒了八卦炉,把老君摔了个倒栽葱,打得他那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他更进一步叫玉帝让出天宫,宜称“若还不让,定要搅攘,永不清平!”更是把他那反抗精神推向了一个光辉的顶点。

青年时代的孙悟空,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但难免行事鲁莽,不考虑行为后果和应担负的责任,有力量,有本事,而无深刻的理想,有对生命的自觉,而无追求理想行为的自觉,以“英雄”为自己冠名未免有些狂妄,“皇帝轮流坐”更暴露其“目空一切”。言行举止凡此种种,无不是在炫耀自我。“自以为是”的嚣张气焰必然遭到震慑,最终孙悟空还是跳不出如来佛祖的五指山,被压在五行山下就是明证。是他那心高气傲,目中无人的情理必然。所谓“物极必反,乐极生悲”这既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更是一种宝贵的经验。

二、一路英豪,求得正果

孙悟空被压五行山下五百年,这是怎样的五百年?与孤独寂寞为伍,靠“渴饮铜汁”,“饥餐铁弹”度时光的阶下囚生活。这种落难落魄的煎熬,与其说是一种惩戒,即对他那种年轻气盛,唯我独尊的傲岸品性的威慑,不如说是对他人格,人性的一次磨练。是一次自我重新认识,重新定位的良机。这既是他生命旅程中必经的一个过程,又暗示了他日后必将干出一番“惊天纬地”的业绩。诚如孟子所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卷十二《告子下》)。这段艰难的岁月,孙悟空进行了沉痛的反省与深刻的反思“靠意气用事,大闯大闹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唯

有干一番大业绩,才能取信于人,‘英雄’二字才会名副其实。”“西天取经”是孙悟空毕生为之追求的崇高理想和献身的正义事业。从“大闹天宫”到“西天取经”,从“齐天大圣”自诩英雄美名到取经后如来封赐的“斗战胜佛”,昔日不可一世的孙大圣,如今已成长为一个成熟的英雄。这是英雄性格的完善,人性之美的升华。

(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西天路上孙悟空以力保唐僧取经为神圣使命,“降妖服魔”责无旁贷。一根如意金箍棒“扫尽天下不平之事,除尽天下不仁之人”,“敢问路在何方!”的英雄豪气跃然纸上。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画皮,什么刀山火海,什陷阱鬼计,孙悟空万难不屈,百折不回,顽强与之奋战,直至最后的胜利。八十一难之中,无论是“黄风怪”,还是“大蟒精”,抑或是“白骨精”等等,孙悟空那种除恶务尽,决不与任何邪恶势力妥协的斗争精神贯穿取经始末。

(二)意志坚强,不怕牺牲

西天取经是孙悟空追求的崇高理想,而这一理想的实现过程与他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交织,渗透在一起,互相辉映。

战胜自我勇于战胜他人的人不容易,而勇于战胜自己——自我内在缺陷人性弱点的人更不容易。孙悟空确是这么一个“斗战胜佛”。“真假美猴王斗争”一回,非常精彩。“六耳猕猴”假冒充猴王,招摇撞骗,孙悟空怒不可遏,从花果山到“落伽山”,南天门,“阴司地府”,直到“雷音寺”,搅得天翻地覆。如来指出妖猴的真相,孙悟空难解心头之恨,“一棒”将他打死。这是两种思想的正面交锋,也是两种人生追求的“现实碰撞”。五百年的磨难与反省,孙悟空脱胎换骨,就必须与内心另一个自我“彻底绝裂”。

忍辱负重西行途中孙悟空被师父“一度气跑,两次遭贬逐”。一度气跑是“心猿归正,六贼无踪”(第14回),孙悟空对拦路抢劫的歹徒首开杀戒,反遭师父责备“无故伤人性命,全无一点好善之心”,孙悟空一气之下跑至东洋大海。首次遭贬逐是“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第27回),孙悟空对狡猾多变,想吃唐僧肉的白骨精义无反顾地给予“三打”,唐僧反而将功变罪,“一纸贬书”,无情地“逐走”孙悟空。二次遭贬逐是“神狂诛草寇,道昧放心猿”(第56回),对于一伙剪径的强盗,孙悟空毫不留情,一一除尽,师父决然将他再次“逐走”。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贬逐”,莫大的冤屈,孙悟空却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一心以事业为重,从而表现出宽广的胸襟与气度,这些放在“齐天大圣”那时的他是万万行不通,办不到的。

勇于牺牲作为“圣僧”的高徒,每遇妖魔鬼怪,或遭阴谋鬼计,他都主动请缨,冲锋在前,与邪恶势力搏斗在最前线,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孙悟空的身影。“圣僧夜阻通天水,金木垂慈救小童”(第47回),通天河的金鱼精“为祸一方”,每年要吃一对童男女,孙悟空为民除害,与猪八戒变成陈家的小儿小女,充当妖怪的“口中之食”,其敢于牺牲的精神,苍天可鉴。在对敌斗争中,即使身遭伤害,一样毫无畏惧,舍生忘死。迎战红孩儿时,被“妖孩”的“三昧真火”,弄得“火气攻心”,“三魂出舍”,差点丧命,醒来后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师父呢?”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师父的安危,以及取经大业的成败。其勇于牺牲之志,感天动地。

艰难困苦是磨厉人格之最高学府。“斗战胜佛”这道神秘光环的背后是泪水,汗水,甚至血水的凝练。“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西行路上的磨难一是身外的“邪恶势力”,对此孙悟空凭借大无畏的精神与超强本领(筋斗云,七十二变化,如意金箍棒)能够较顺利驾驭。一是取经路上与孙悟空形影不离的紧箍儿与紧箍咒,这可谓最大的磨难。它的作用与威力,不止是肉体上的折磨之苦,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蜕化之痛”,这就需要孙悟空有超越常人的意志与毅力,接受它的考验。实践证明,在每一次那阵阵撕心裂肺,生不如死的惨痛之声中达到自我人格的不断完善,人性的不断提升。

(三)信念坚定,不图富贵

“英雄难过美人关”。西行中有多少美色的诱惑,孙悟空都不为所动,其心诚志坚,非同一般。而同为取经营垒中的猪八戒,却抵挡不住贪色之欲。每遇美女子,就心旌摇荡。他本为天廷的“天蓬元帅”,只因“酒醉戏嫦娥”,而“被贬”凡间为猪形。“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他在“三藏不忘本,四圣试禅心”(第23回)得到深刻教训后仍不思悔改。无论是高家庄的“浑家”,还

是西梁国女王,都使他“垂涎浴滴”,“心痒难挠”。甚至对盘丝岭盘丝洞中的七个女妖(蜘蛛精)也要尽情调戏一番,贪色本性暴露无遗。权势与金钱同样是考验英雄的试金石。孙悟空为了取经大业的成功可以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还会在乎那权势与金钱吗?把他们视同无物。我们看到了一个忠于理想事业,保持崇高精神生活的“英雄大丈夫”的光辉形象。什么才是真正的“有所为,有所不为”。而猪八戒贪财爱钱,瞒着师父,师兄,师弟私藏银两,为一己之私,“意乱情迷”,时有表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被师父“贬走”后,他却想着与师弟私分行李,“各奔前程”,“一拍散伙”。虽然他最终没有离开取经队伍,但他这种被猥锁的物欲所“迷塞心胸”,目光短浅的毛病确实给取经事业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有时甚至是很坏的影响。

由“美猴王”到“齐天大圣”再到“斗战胜佛”,孙悟空一生走过了一个不平凡的战斗历程。生命从“自发”到“自觉”再到“自为”,我们看到了一代英雄人物的成长过程。

三、孙悟空英雄性的时代意义

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每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不仅能够影响一个时代,而且对后世都有深远的意义。文学的这种影响既有文学作品的题材,立意,构思,艺术手法等等文学本身物质形态方面的,更重要的在于一种精神,一种思想的时空穿透力。《西游记》的成功得益于孙悟空形象的塑造,而孙悟空身上“最闪光”之处集中在“英雄性格”这一内在灵魂之上。孙悟空反对天上的神权和地上妖魔,反映了人民征服社会上邪恶势力的信念和力量,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和现实意义,小说借助对天上世界和妖魔鬼怪的描述,明显地勾划了现实社会的某些特点,使人读后自然地联想到帝王将相,土豪恶霸的狰狞面目,激起对他们的仇恨。这是作者理想在现实中的超越,是时代精神与社会现实碰撞的产物。孙悟空虽是一个神话式英雄人物,但他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富于人性美的英雄品格,反映了那个时代人民群众的普通要求,美好愿望,理想追求。因而这“神话”外衣的内里或多或少地集中了人民群众自身的力量与智慧。

时下,我们已处于一个文明的社会,但卖毒,贩毒,制假,售假,小揄小摸,坑门拐骗等等丑恶现象还在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时常发生,这就需要孙悟空的这种精神,更需要孙悟空这样的英雄形象的“再生”。

1,不图小利,敢于同邪恶势力作坚决斗争

一方面既要与之严格划清界限,特别是思想上要划清界限,保持高度警惕,即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同流合污。在斗争策略上,不能逞匹夫之勇,正如孙悟空在除妖降魔的过程中经常与猪八戒,沙和尚合作且配合一样,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尤其是人民群众的力量不能忽视,从而达到最有效地打击邪恶势力。一方面又要与之作坚决,彻底斗争,无所畏惧,我们不能屈服妥协。对于他们我们既要准备“最狠的心”,又要把握住“最利的刀”,只有在斗争中求得胜利,不能在屈服中求得生存。

2,英勇顽强,具有不懈地进取精神

作者笔下的孙悟空原是花果山水帘洞的石猴,原可以安安稳稳地生活。然而,孙悟空又不是清静无为之辈,仿佛与安逸生活无缘,他要生活得更美好,便又开始了“长征”。大闹龙宫使得玉帝三番五次地要围剿,最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封他为“弼马温”。一路金箍棒直打出天宫,回到花果山自封为“齐天大圣”,要与玉帝平起平座。然而,任凭刀砍斧劈,他仍无所畏惧,最后被放在八卦炉中,却又因祸得福炼就一双火眼金睛。无奈,玉帝不得不请来西天佛祖如来,而如来大佛也玩弄手段才将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后来如来大佛又发了慈悲让老孙以后改邪归正。进而借唐僧西天取经让他复活、重生。孙悟空英勇机智不减当年,五百年后,他的力和勇则远在五百年前大闹天宫之上。哪方妖魔、哪路鬼怪全都在他的力、勇、神威下败北丧身。功成名就,他被封为斗战胜佛,勇敢善斗、战无不胜的精神永存。孙悟空的经历正说明人生的理想在于奋斗、不懈的进击追求。作者正是按照这一愿望来塑造孙悟空形象的,所以,孙悟空的思想也正是作者思想的再现。

3、有大志,不被权财所诱惑

有志向,有崇高追求,才会有无比的动力,才能激发自身的潜能。但任何理想的实现,并不

是一帆风顺,直线上升的,要经受住时代与社会的考验。有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是血的代价(孙悟空大战红孩儿时,差点送命),有时要抵挡住各种诱惑,特别是权势,美色,金钱,要做到“坚如磐石”,心不被外物所役使。没有坚强的意志与超人的毅力是办不到的,有时需要调整自我,改变自我,战胜自我,超越自我,不断修身养性,完善升华自己的人性与人格。我们要靠一种心灵之美,精神之光去赢得自己的未来与生活,赢得社会的重视。

通过对西天路上的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的讽刺、挖苦、嘲笑,作者表达了对明代社会黑暗现象的无比憎恨。作者借孙悟空形象,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状报以无情的嘲弄,撕下了玉皇大帝、太白金星、太上老君、如来大佛虚伪、无能、自私和狡诈的丑恶面目,并给予辛辣的讽刺,让人发出无情的嘲笑。人未来的一切都应当是美的。喜剧艺术形象孙悟空既是作者理想的英雄,又是未来的人类的化身。

当然,对于孙悟空那种神奇怪异的“非人”本领,我们无能为力。但那种英雄品格与精神确是我们光大发扬的瑰宝。在这样一个“乏英雄”,“非英雄”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这样一种“精神脊梁”来坚强自己,锻造自己,锤炼自己。不仅我们,时代亦然。

[参考文献]:

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②《西游记研究》第104–105页。

③《对西游记主题思想的再认识》(《江汉论坛》八八年一期)。

④蒋孔阳的《美学原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⑤《孟子》卷十二《告子下》。

⑥刘毓忱《论〈西游记〉塑造人物的艺术特色》,《西游记研究》第104—105页。

⑦参见王朝闻《美学概论》。

论雷锋精神的时代意义

雷锋(1940——1962)同志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毛主席曾说过:“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学习。

雷锋精神的价值理想是真、善、美的统一。在个人的自我价值实现的理想层面上,雷锋精神所蕴涵的一般价值目标是自强不息的精神。“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特征,对于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来说,它蕴含着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蕴含着对理想人格的向往。从社会对个人所规定的责任和使命的层面上看,雷锋精神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集体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雷锋精神最核心的价值理念。雷锋精神所体现的集体主义价值理想,是在集体中实现个人价值、在个人价值的实现中提升集体价值的双赢互动理想。正如雷锋所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这正是实现社会和个人“两个价值目标”完美统一的有效路径。

价值的现实是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价值现实是雷锋精神最本质的价值属性,是其理想性的价值规定达到客观化、现实化的一种价值事实,是一种实然性价值存在。可以从“质” 和“量”的层面上分析。雷锋精神价值现实的“质”是指雷锋精神所具有的先进性的内在价值,在其现实性上所达到的最佳价值境界。雷锋精神价值现实的“量”,是指它所具有的价值功能在现实中所能达到的客观效度。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弘扬雷锋精神,达到义务与权利、为社会、他人与有益于自身的统一,就必须把握雷锋精神“质”和“量”的规定性,把先进性与广泛性紧密结合起来。

价值的实践是知与行的统一。遵循知行统一原则,关键在于把握实践这个中心环节。实践是知之源泉和动力,是检验其知是否具有真理性和行为是否符合真理要求的唯一标准。同时也要德才统一,“德”是前提,是方向,它决定着“才”的价值实践程度。

价值的维度是历史与空间的延伸。雷锋精神的产生和发展既是一个历史过程,又是一个由个别到普遍、由局部向全局辐射的过程。每年的三月份是学雷锋的日子,且学雷锋已经陪中国人民走过了49个春秋,也出现一批又一批的活雷锋,每年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中国骄傲”的那些英雄们,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无名英雄们。

可是,在当今市场经济下,人们追求利益的欲望越来越强烈,有些人不但缺乏那些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的精神外,连一些基本的道德也不存在,近年来的“三聚氰胺”“染色馒头”“发霉豆芽”等等。。这些商家为了得到最高的利益,侵害消费者的权利,这种行为与雷锋精神的“真,善,美”完全脱轨。更搞笑的是听过一则报道:说某地的一家派出所在值班期间突然来了一个中年男子,说自己在某天在马路上扶了一位老人,那老人说会让感谢他的,他就扶起了这位老人,第二天这位男子就跑到这派出所要一面乐于助人锦旗。这报导听完后一开始就感觉好笑,可是再想想,如果这位老人不答应或者没表态要感谢这个男子的话,这男子还会去扶这老人吗?其实扶一位老人是一件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事了,可是又有另外一种情况出现了,在马路上扶老太太一定要有一个证人才敢扶了,因为现在的社会中,有很多老人是“扶”不起的,像徐老太太这样的人也不少。因为这样的彭宇案,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焦虑。因为乐于助人也会造成自己巨大的麻烦,像这位徐老太太,如果知道会是这样的一位老人,还有谁敢扶。因为这件的事情报导出来了,现在的人都会有种顾虑了。我们要唤醒雷锋精神,不能再让英雄流泪。我们需要的仍是一个公平,公正,爱恨分明,是非分明的和谐社会。这样也许就不会发生小悦悦的悲剧了,而对于那些过路的人除了一些道德的谴责,其他还能怎样?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经济的发展有着两面性。可能社会压力过大,人们有时候会把道德先放在一边。虽然每年的三月份是学雷锋日,可是学雷锋真的就在三月份吗?答案是否定的。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地区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风范,不培育文明风尚,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我们时刻要有一颗乐于助人的心态来对待生活,助人为乐,这真的是很正确的,每当帮助别人后不管有没得到赞赏,自己内心还是会很愉快的。

可是现在有很多人怀疑雷锋做好事不是很真实,可是我想说的是,不管是真是假,我们学习的不但是雷锋的人,更重要的是学习雷锋的那精神,毕竟雷锋走了很久了,可是这种精神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虽然有些人做好事是为了名和利,有些人做好事被伤害,但是,世界上还是好人多的,雷锋精神在当今仍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我们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因此,全社会学习雷锋精神,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仍然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的时代意义,不仅不可忽略,而且应当大张旗鼓地弘扬光大。

思政3班

李林

中国经济特区的崛起,是同一个伟人紧密相连的。这个伟人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他不仅是创办经济特区的主要倡导者、决策者和支持者,而且以洞察风云的世界眼光和辩证思维推动着经济特区的发展。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认真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的历史演进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国要想发展,就必须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创办和建设经济特区,就是邓小平同志为使我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同胡厥文等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时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他还在一份香港厂商要求到广州开设工厂的《内部情况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1979年2月,谷牧副总理主持召开特别会议,商议交通部招商局提出的在蛇口地区开设工厂的问题。谷牧说:“小平同志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县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县也都可以搞。”1979年4月,邓小平同志与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广东省委领导习仲勋、杨尚昆、王全国等同志谈话时指出:“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80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特区的决定,要继续实行下去。”1984年1月至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分别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1987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改革的步子要加快》的谈话中明确指出:“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富铁矿,有石油天然气,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1988年1月,他在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上批示指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1988年6月,邓小平同志发表《要吸收国际的经验》的谈话,指出:“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1990年3月,他指出: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1991年1月至2月,他在视察上海时指出:“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指出:“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的主要内容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经济特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1986年,邓小平同志指出:“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1989年,他指出:“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1992年,他又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还告诫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邓小平同志看来,经济特区主要是在经济方面不同于其他地区,在区内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经济管理体制和灵活的经济措施。在政治上,经济特区同其他地区一样,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不存在特有的社会性质。经济特区姓“社”不姓“资”。1985年,邓小平同志说:有人说中国的开放政策会导致资本主义。“我们的回答是,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会有一部分资本主义的东西进入。但是,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大,而且会取得更大的发展。”1992年,他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他认为,改革开放是否成功,“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经济特区是体制改革的试验场。1985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深圳是个试验,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1992年,他要求经济特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邓小平同志眼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办经济特区就是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杀出一条血路来”。这不仅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一大创举,而且在世界经济性特区发展史上也是一个新的贡献。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基地。1984年,邓小平同志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这是他对经济特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精辟概括,深刻揭示了创办经济特区的目的和意义。经济特区建设不是收而是放。1984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1985年,他指出:“外国有的评论家说,中国的现行政策是不可逆转的。我认为这个看法是正确的。”1989年,他又说:“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总之,改革开放要更大胆一些。”特区经济要从内向转到外向。1987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自己总结经验,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也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就改变了面貌”。“那里的工业产品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口,外汇收支可以平衡。”深圳经济特区之所以能够连续10多年外贸进出口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与邓小平同志当年的具体指导是分不开的。经济特区有多种形式。1984年,邓小平同志指出:“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他不仅首倡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综合性经济特区,而且推动建立了沿海开放城市、保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等其他形式的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发展要借鉴外国的文明成果。1978年,邓小平同志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1983年,他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1992年,他再次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经济特区要发挥带动和示范作用,实现共同富裕。1985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1988年,他又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他还反复强调,经济特区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要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1992年,他再次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的时代意义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作为邓小平整个对外开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当代世界经济、科技和国际形势发展变化敏锐观察的结果,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创新意义。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具有开拓创新的特点。一是敢于探索的理论勇气。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中有许多新内容,超出了国外搞经济特区的做法和经验,充分反映了邓小平同志的非凡胆略、政治勇气、创新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品格。二是重视实践的思维方式。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是改革开放实践的产物,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产物,并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发展。三是注重吸收一切文明成果的开放胸襟。这主要体现在邓小平同志关于大胆吸收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先进做法和学习利用资本主义先进的科技和管理等一系列论述中。理论意义。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中一个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同志不仅是经济特区的缔造者,首倡建立经济特区,为经济特区建设提出了根本方针和指导思想;而且还结合经济特区实践,就社会主义的本质、衡量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正确利用资本主义等重大理论原则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论述,进一步丰富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意义。伟大的理论指导伟大的实践。邓小平同志不仅倡导建立经济特区,而且一直关注并亲自指导着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1984年和1992年,他两次到经济特区视察,对经济特区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在这些讲话中,邓小平同志就办什么样的经济特区、怎样办经济特区作出了许多重要指示,而且在每个关键时刻都给予经济特区建设以具体指示和有力支持,从而保证了经济特区健康快速发展。正是在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指导下,我国经济特区从无到有,从一种形式发展为多种形式,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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