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国亡诗
花蕊夫人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
最近半年多，这首诗引用频率很高，也引起许多讨论。其间是非当然与这首诗本身无关，我也无意参与讨论。这里只讨论此诗的文本差异和作者归属。
前引诗见《全唐诗》卷七九八，题作《述国亡诗》，收在花蕊夫人名下。较早记载见江西派诗人陈师道所作《后山诗话》：“费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宫，后主嬖之，号花蕊夫人。効王建作《宫词》百首。国亡，入备后宫。太祖闻之召使，陈诗诵其《国亡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太祖悦，盖蜀兵十四万，而王师数万尔。”这位花蕊是后蜀后主孟昶之妾，蜀亡归宋，因此或有与宋太祖赵匡胤之问答。但南宋初依附秦桧而学问很好的吴曾马上发现了问题，在所著《能改斋漫录》卷八指出：“前蜀王衍降，后唐王承旨作诗云：‘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人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其后花蕊夫人记孟昶之亡，作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陈无己《诗话》载之，乃知沿袭前作。”即花蕊只是根据前蜀末王承旨之诗，略改数字以对宋太祖之问。二书引花蕊诗的文本差异，一是“二十万”和“十四万”之区别，二是“更无”和“宁无”的不同。前者大约是为符合后蜀军数而有所改动，后者仅是语气的不同，较早的《后山诗话》和《能改斋漫录》应较可信，宋人作“宁无”则见《优古堂诗话》，但该书基本是抄袭《能改斋漫录》而成，并无创见。此外，宋末蔡正孙编《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卷一七作“也无”，较晚出。《全唐诗》的题目为后人所拟，明钟惺《名媛诗归》卷一七拟题《口占答宋太祖》，是另一立场的拟题。
旧传《花蕊夫人宫词》百首也是这位孟昶妃费氏所作。近人浦江清撰《花蕊夫人宫词考证》（刊《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开明书店1946年），从“法云寺里中元节，又是官家降诞辰”展开考索，知中元节为前蜀后主王衍的生日，又据史籍可见前蜀宫观池苑的记录，与《宫词》参证，多见契合，从而证明《宫词》为宋崇文院传出，其作者为前蜀太祖王建的小徐妃，其人即王衍之母，后主时被封为顺圣太后，诗则皆咏宣华苑中景物情事。
这首诗的另一作者王承旨，最早记载见于后蜀何光远撰《鉴诫录》卷五《徐后事》：“故兴圣太子随军王承旨（原注：失名），有《咏后主出降》诗曰：‘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军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何是后蜀前期人。《舆地碑记目》卷四《普州碑记》载：“《聂公真龛记》，在灵居山，军事判官何光远撰，广政四年（942）建。”今此碑尚在安岳圆觉洞第八十二龛，今人刘长久《中国西南石窟研究》有引。《鉴诫录》一书今存宋本，上海图书馆从海外购归，已影印。其成书时间不晚于后蜀后主中后期，所以此诗原作者肯定不是费氏。若宋人所载属实，则花蕊夫人费氏只是略改王诗以答宋太祖，也属急智。但我更怀疑此事只是文人的编造，假托才女的作品和轶闻，历代文人都乐此不疲。
那么这位“兴圣太子随军王承旨”是谁呢？兴圣太子是后唐庄宗的太子李继岌，是同光三年（925）后唐伐蜀的主帅。不过他还年轻，实权在权相郭崇韬手上。“承旨”是翰林学士承旨的简称，太子的随军决不可能任承旨。因此，我认为此处《鉴诫录》的记载稍有出入。
原本陶宗仪《说郛》卷三四引《豪异秘纂》五则，二则有录文，其一《扶余国王》即今习称《虬髯客传》者，署张说撰，与今人考证恰合；其五《蜀石》，署王仁裕，内容与前引《鉴诫录》卷五《徐后事》大体相同，唯记载本诗作者时，称“故兴圣太子随军仁裕有《戮后主出降诗》曰”，录诗与《鉴诫录》仅一字不同，即“齐拱手”作“高拱手”。
《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载：“《豪异秘纂》一卷，无名氏所录五事，其《扶余国王》一则，即所谓‘虬须客’者也。”是陶宗仪所见与陈振孙所载为同一书，虽编者不明，至少南宋时已经成编。若其所录《蜀石》为王仁裕撰，则知《鉴诫录》是据王文转引。
王仁裕（880-956），字德辇，天水（今属甘肃）人。是五代最著名的文士，平生作诗逾万首，有诗窖子之目。他早年出仕岐李茂贞，为秦州节度判官。前蜀攻取秦凤诸州，他随入蜀，事王氏父子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在后唐已经发兵之际，他追随王衍及其母顺圣太后一行，于十月三日离开成都，迤逦北行，经汉州、绵州、凤州、剑州，流连风景，歌咏不绝。至二十九日知唐军已经迫近，始仓皇南归。王仁裕著《王氏闻见录》（《太平广记》卷二四一引）详细记载北行原委，且详录君臣唱和诗十多首，其中后主与王仁裕各有四首。《鉴诫录》卷五《徐后事》一篇，详细记录顺圣太后姊妹游历青城诸山之题咏十六篇，与《王氏见闻录》所载风格一致，非近臣不能知此。若《蜀石》出于王仁裕，即很好解释，若何光远则前蜀亡后十多年仅任普州军事判官，他叙前蜀徐后事当有所依傍。
《新五代史》卷五七《王仁裕传》载：“唐庄宗平蜀，仁裕事唐，复为秦州节度判官。王思同镇兴元，辟为从事。思同留守西京，以为判官。”叙蜀亡后王仁裕的经历，大体清楚，但稍简略。现在大体可以推定的事，前蜀亡，王仁裕当随王衍一行北上。王衍一家在长安被杀后，王仁裕随蜀百官入洛阳，大约明宗天成间回老家秦州任职。后为兴元节度使王思同判官。长兴间，王思同留守西京长安，王仁裕随行。其间他曾搜集玄宗遗事为《开元天宝遗事》一书，日本宽永十六年（1639）刊本卷首有序云：“仁裕破蜀之年，入见于明天子，假途秦地，振旆镐都，有唐之遗风，明皇之故迹，尽举目而可观也。因得询求事实，采摭民言。”（中国刊本所无）还曾凭吊被害的王衍一家。元初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中载：“王仁裕过关中，望春明门，乃蜀后主被诛之地。乃作诗哭之曰：‘九天冥漠信沉沉，重过春明泪满襟。齐女叫时魂已断，杜鹃啼处血尤深。霸图倾覆人全去，寒骨飘零草乱侵。何事不如陈叔宝？朱门流水自相临。’”（《全唐诗》及《补编》皆失收）王衍归降北上，事类陈后主，本可不死，但因后唐乱起，政局不稳，遂在长安处决王衍一家，包括他的母亲顺圣太后，即有名的花蕊夫人。王仁裕在前蜀追随王衍母子多年，亲历了前蜀灭亡的全过程，很可能目睹了王衍一家之被屠。数年后重经故地，特别悲愤伤感。
确定这首诗的作者是王仁裕，有没有特别的违碍呢？确实还有一些。一是“兴圣太子随军”，王仁裕是前蜀的翰林学士，不是随李继岌入蜀的随军。虽然不能排除王仁裕在王衍归降后，曾经协助李继岌处理过一些文书，只是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二是“王承旨”。王仁裕在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947）曾任翰林学士承旨，时蜀亡已经二十多年。当然可以用《鉴诫录》成书于其任承旨以后来解释。三是王仁裕是王衍之近臣，以“昏主”相称，出语过重。但王衍之昏庸，皆王仁裕所亲见，且国亡主死，反思往事，也无不可。四是“二十万军”。《旧五代史·唐庄宗纪》载，蜀亡收得降军凡十三万。但历来诗人皆喜言成数，号称二十万又有何不可呢？文/陈尚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