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教育》成书于民国三十一年，收录了作者钱穆有关文化和教育的一些、专论、杂文、随笔以及少数应景之文，分为上下两卷，共有文章二十篇。其中上卷是有关文化的，下卷是有关教育和政治的。虽如此编，但其内容涉及面甚广，涵盖了文化、经济、政治、教育、历史、军事等多个方面。其语言简约，近于文言，却并不深奥，广博丰富，对开阔视野大有裨益。
上卷共有八篇文章，前两篇《中国文化与中国青年》和《中国文化与中国军人》，通过古今对比，中西对比，阐明中国文化的“青年性”与和平性，极言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接下来三篇可看作是对优越性的解释，《东西文化之再探讨》、《东西文化学社缘起》、《东西人生观之对照》，从多个方面分析了东西文化起源的异同，以及由这异同而引起的东西人生观的异同，在对比中又分析了东西文化相互影响的历史。第六七两篇《战后新世界》、《新时代与新学术》，从文化观点出发，预言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和学术走向，力倡中国传统文化。最后一篇《齐鲁学报创刊号发刊词》是一篇应景文，有作者对国事的忧心，更有对传统文化的忧心。而其学术价值则有限。
下卷共十二篇文章，前四篇《改革大学制度议》、《改革中等教育议》、《从整个国家教育之革新来谈中等教育》、《革命教育与国史教育》是有关教育的，从多个方面分析当时各阶段教育的弊端及其产生的缘由，而后从传统文化的特性与国情出发提出改革方案，见解独到深刻。其后的八篇，《病与艾》为作者随笔，感时伤事之余，亦有对国事的隐喻与担忧。《新原才》为杂文讽刺当时社会风气中对人才的界定轻浮颓敝。余下的《建国三路线》、《中国民主精神》、《政治家与政治风度》、《过渡与开创》、《现状与趋势》、《变更省区制度私议》，则都与时事政治相关，通过中外对比，对文化特性的阐述，对历史趋势的分析，评述当时政治之得失，从宏观上谈改革的办法，论述严谨精当。
这本书让我最受感动的，是钱先生贯穿一生的民族主义情结。钱穆，是从骨子里热爱着生养自己的国土的，对中国民族，哪怕曾经落后，哪怕风雨飘摇，钱穆都始终不移的坚信着中华民族能历几千年而不倒，必有其内在的合理性！需知此书写于抗战时期，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钱穆思考的不是个人安危如何，而是从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里，从中外文明的比较中，去远眺民族的未来，这份痴情，这份热爱，今日思之，能不令人感佩吗？
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军人》一文中，钱穆分析了中华民族的特性，他说：“顾中国民族之创建其国家，有一特性焉，即对内曰团结，对外曰和平是也。”在《革命教育与国史教育》中，钱穆纵谈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政体，钱穆认为，“我常听人说，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的政体。这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但绝不是历史的真相。中国自秦以下二千年，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是一个君主专制的政府。就政府组织政权分配的大体上说，只有明太祖废止宰相以下最近明清两代六百年，似乎近君主专制，但尚绝对说不上黑暗。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赋税的征收，刑罚的处决，依然都有法制的规定，绝非帝王私意所能轻易摇动。如此般的政权，岂可断言其是君主专制。”
在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上，钱穆尖锐的指出：“若果中国传统政治及其背后的理论，需要全部翻新，彻底改造，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一刀两截，亦自痛快，然而以后种种从何产生，却成了一绝大的问题。”
钱穆的这番话，到今天读来，也是很有道理的。
钱穆不是一个抱缺守残者，他对民族文化、民族特性、民族未来的思考，自有其坚固的内在合理性。
关于文化方面。作者极言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且看其论述，是十分严谨有力的。例如他通过中国传统文化对孝的重视而推定中国文化为青年性的文化，指中国人重视做儿女的职责，同时由西欧对男女之爱的重视推定其为壮年性的文化，由印度佛教盛行推定其为老年性的文化，并从地理环境的区别对比和历史发展来论述这些推定，而且在后来指出三者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质与归宿都是对人类的博爱大仁。
在文化的发展趋势发面，作者高瞻远瞩的指出任何文化皆有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一个民族的文化看似绵延不绝，实则是由一个个文化意识的兴衰更替组合成的。而民族要发展，一方面要对自身的文化有足够的了解，明确其所处的阶段，顺应其趋势施为。另一方面，应不断的去腐生新，从其他民族文化吸收营养。针对时局，作者指出西方文化处于发展壮大阶段，但其自身也存在问题，“自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积二百年来物质生活之突飞猛进，亦复与其以往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种种传统相脱节，而形成畸形发展之态，内力不断向外发射，已达其极限，乃屈折反向自身，而造成近三十年来两度空前只大战争”同时的中国文化则处于传统儒家文化的没落阶段，而中国的文化内核是儒家文化，故不可骤然接受西方文化，不可全盘否定传统。应当用西方新文化的蚌液去滋润中国传统文化这颗旧珍珠，使传统文化转而有新气象。这些见解在当时是很高明的，放到今天仍有价值，试想近年的中国是否有当时西欧的问题呢？近几十年经济的飞速发展，而思想文化上似乎并不繁荣，更谈不上突破性的发展，相反的丢掉了太多的传统，价值观功利化、单一化，整个社会风气浮躁。
对大学教育，作者指出当时大学教育的弊端主要有二，一是硬件的无限扩充，二是软件的大而无当，即课程设置不合理，扩招带来生源质量与教学质量的双下降。这些问题当今似乎是变本加厉了，其流弊之深自不必多言。此外作者认为大学教育应注重通识教育，大学教育不为培养一门之专才，而在培养出胸襟宽阔，识趣渊博，治学精神活泼真挚的学者或普通人。因为“教育与私人学问，判属两事。私人学问当各就性业，毕生从事；教育则为青年壮年人树立一共同基础，俾可由此上进。今谓中学修其通，大学务期专，是欲以学校教育包办私人学问，代大匠斫，希不伤手。”作者十分赞赏西方的旅行教育，强健学生体魄，增加阅历，使学生内心富有情趣，有追求。众所周知，现在中国的教育急需改革，然积重难返，各处缺漏，互为掣肘，难以一蹴而就。现在的人们对大学态度已然复杂，一方面，“大学无用论”悄然兴起，另一方面众人又削尖脑袋往大学钻。这是很不健康的，健康的社会的状态下，人们的价值观多元化，自然会选择大学之外的很多出路，而进大学的必然是对所学有极大兴趣。从而大学内外皆是一种自由宽松的气氛，又有敏锐活泼、正直向上的青年气息，转而使社会风气趋于平和的奋发向上的状态。大学不是为就业服务的，而是为了培养有气度，有眼界，有追求的人。是改良社会文化和风气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