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总根植于爱――读《鲁迅杂文集》
聂绀弩曾用两句诗来形容鲁迅：“有字皆从人处想，无时不与战为缘。”无时无刻不在战斗就是我们心中的鲁迅，但他写的每一个字，都从人这方面来思考，我觉得更是跟当代有关的。
因为我们都是人。人的内里的很多东西，很多是穿越时代的。
学术界一般认为，鲁迅“立人”的思想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形成的。后来投身写作时，大部分围绕着一个主题――怎么样的人做的不像人。五四以前、晚清的小说，最负盛名的譬如四大名著、《海上花列传》等，大多写官。他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便来源于官，上行下效。在一九一九到一九四二这一阶段，绝大部分文学作品的主人公，都一致的避开了官。那么失去了传统的叙事对象，作者们又该写谁呢？鲁迅一再讲的就是，“被奴役者去欺辱他者”。因此，“国民性”是鲁迅最揪住不放的。引用最多的便是《论睁了眼看》。大部分鲁迅式作品叙述的是负面的事物，他是给予否定式的，不该这样，这个很可笑，而很少提倡什么风潮亦或精神，可《论睁了眼看》中赫然入目一词：国民精神的灯。其实另外两句更概括其精神，一是“直面惨淡的人生”，二叫“正视淋漓的鲜血”。在三四十年代，许许多多的文艺是在瞒和骗的边缘，他的话，如锋锐的刀割、像的收获，经常拆穿街头骗术一样，还是个热心肠。他说，“人感到寂寞时才会创造，要是你真正感到干净的时候，那便不必创作，便也没有创作了。”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就不写东西了，而他鲁迅仍旧还一本一本杂文集出着。他是爱国民的。刀子嘴豆腐心，热在内里。更迟一些，看他很多解剖爱、批判爱的许多作品后，才更能深切地理解，恍然他的意思。
鲁迅给人的印象“横眉冷对千夫指”，更后面才能理解，“创作总根植于爱”这句话的。
《灯下漫笔》一文，讲了历史上中国只存有两个时代，一个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这是影响千万人的一段。
他说，袁世凯称帝那年，中交票突然不值钱了，许多的人都变穷了，又突然，他们讲可以换银元了。开始好像只一半价，后来说还有六折七折，他非常开心的换了。一百元换了六十元，“当我把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甸甸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这不是在讲远古，有多少次我们碰到不平、不公、吃亏、极不公正的待遇，然后还来一半，我们就开心的要死。鲁迅说，这就是奴隶，做奴隶还要做到开心。这又有点像往奴才方向发展。到了三十年代，鲁迅有一段更清晰的分辨，“如果你吃苦，你熬着，你反抗也无用，你仍是奴隶，但如果你能在如此生活之中，嚼出甜头来，品出快乐来，若你还懂得欺侮别的人，那你就是万世不竭的奴才了。”按鲁先生的释因，中国人“自己被人凌辱，但也可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吃别人。一级一级地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若再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哪怕是做奴隶，也保持着整整齐齐的队形。
在清代，鲁迅等人最恨恶的，不是随便何者皆可名之奴才，只有满人对康熙、雍正……“奴才”、“奴才”……这是尊称，乾隆时才废除 ，所有人都称臣，因为很多汉人假冒，也想说“奴才”，还有争奴才的名儿。
一九一八年七月《我之节烈观》的批判，深刻到巴金先生的《家》、这篇反封建的杰作也难以望其项背。鸣凤死后，觉民称赞她：“没想到鸣凤啊竟是如此刚烈的女子”。若鸣凤并未如此刚烈，嫁给了冯乐山了，那我们作为同情觉慧的读者，都会感到非常失望。揆诸当下，男子之烈是指节气、思想；女子之烈无论如何是指其身体。所以我们不是说鲁迅的书有分量？
又有《随感录三十八》讲个人的自大和集体的自大，包括很多人的影子，甚至包括我们自己。而鲁迅与我们的不同就在于，我们如果在街上看到一个人被一群人围着看，我们当然就在一群人之中，但他不管中间的这个人是伟大的，像狂人；或者愚昧的，像阿Q；再或是可怜的，像祥林嫂，他都把眼光放在他身上，去谴责周遭围观的集体。这可以说是针对我们民族国民性的很多疾病的苦口良药的方子了。社会里，大多数人站队，少数人站人。选择一个人站在他旁边，就是“天有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是鲁迅的一种自然的本能的道义，而他批判的是“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
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喜爱谈论鲁迅，但没一个人像鲁迅，没有哪怕一个人。有很多人能学老舍，学沈从文，学张爱玲……多了去了，而没人是学鲁迅的。但后来的读者们，都去阅读鲁迅，去理解鲁迅，去诠释鲁迅，去想象鲁迅，所有的这些形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的精神财富――即鲁迅精神。再过百年，再过千年，回首这个中国历史上转折的世纪，列下重要人物，列十个，必有鲁迅。周先生从未走远，并未走远。
我们不能用愤怒、反抗来给他贴上标签，可能我们更了解他对这个世界的依恋，藕断丝连的部分，才会觉出他愤怒的真实和珍贵。虽然我们总说鲁迅的杂文，像匕首，像投枪，他有一双看夜的眼睛，但如他说的：“创作总根植于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