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的故事梗概如下：在法国巴黎，名医梅尼特被厄费里蒙地兄弟绑架到侯爵府中，强迫他给两个病人看病。一个剑伤少年和一位奄奄一息的妇女，梅尼特从中得知：是侯爵兄弟糟蹋了这位美丽的农妇，杀死了农妇的丈夫和父亲，弟弟决心要给姐姐报仇，就把幸存下来的妹妹(也就是后来参加法国大革命的得伐石太太)先送到乡下，然后就到侯爵府去报仇，他被打成重伤致死。得知真相的梅尼特医生十分愤怒，不顾个人安危，向朝廷写信，告发了侯爵兄弟俩的罪行。可侯爵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医生反而被投进了巴士底监狱，狱中，医生没有向恶势力低头，写下了血书，18年后出狱时，梅尼特已被折磨的神志不清，在女儿路茜和好友劳雷的照料下，才逐渐恢复了健康，重新行医。意想不到的是，女儿路茜爱上了他仇人的侄子代尔那。后者早已放弃了侯爵的财产和地位，是个自食其力的好青年。医生为女儿幸福，同意他们结婚。婚后不久，代尔那为了营救大革命中受父辈牵连的老管家，不顾自身安危，去了动乱中的巴黎，被革命者得伐石夫妇逮捕下狱。梅尼特和女儿路茜前去营救。得伐石夫妇为复仇，以找到的梅尼特血书判了代尔那死刑。露西的一位爱慕者卡尔登，为了成全心上人的幸福，利用自己与代尔那面貌相似的特点，换出了代尔那，让代尔那一家安全逃出巴黎，而卡尔登自己却登上了断头台。
小说开头就给世人留下了不朽的名句：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 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 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这一系列有力的排比句揭示了社会变革期的特征，对今天中国也有很强的启示。变革发生在社会演化的代际边界。不得不带有（暴力）阵痛。狄更斯就是在这种大革命的底色上，描绘了人性之善和内心的魔鬼。梅尼特对仇家后羿的宽恕和救助是最典型的体现。
正义，远不是一个政治舞台上各种势力能达成共识的概念。因而，为正义而采取的暴力是否应有尺度？也是非常难回答的问题。作者显然有自己的立场。书里面写到一些特别震撼的场面，雅各宾派两年内就杀了四万人。还有隐喻式的描写，酒店门口，送酒的大车卸货的时候，一个超级大酒桶从车上滚落，摔到地上，木头酒桶摔成碎片了，酒都流到了街上石头道坑坑洼洼的地里，大街上的人们一下子全围了过来了。鲜红葡萄酒染红了地面，染红了许多双手、许多张脸、许多双脚，人们低下头，抢着喝石头坑里面存的酒，还有一个大个子，抢了不少酒喝，他就用手指头沾了点泥，又沾了点酒，在一堵墙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血”字。场面恐怖，暗指巴黎民众成了嗜血失控的群体，很显然，狄更斯对于法国大革命演变到暴力革命这一点，他并不赞同。
狄更斯对台尔森银行是这样描述的：假设你要进入这家银行，你首先要经过一排栅栏门，栅栏门的阴影和银行铁窗栅栏的阴影一起投了下来，显得阴森森的。进到银行门里，小小的柜台里面，几个花白胡子的老头就着昏暗的光线查验你支票上的签名，验过签名以后，老头儿就从虫子蛀得斑斑驳驳的旧木头抽屉里拿出钞票，钞票一拿出来就透出一股发霉的气味。想想看啊，在这样的银行取钱，感觉很不爽吧。英国保守，但其光荣革命发生得更早。暴力是负面能量长期积蓄的集中释放。但从人类文明视角看，暴力唯一正当的合法性，就是“消灭暴力”。
大家比较熟悉近代西方文明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阶段，欧洲人从伊斯兰世界重新找回了古希腊的创新文化和人文精神。但此后的启蒙运动，国人就很模糊了。而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一大批思想家则是大革命以及之后运动的真正奠基者。
革命要从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就必须有足够的凝聚力。这对英伦三岛和欧洲大陆是不同的。岛国有自然屏障形成的小生境。容易滋生新物种，而欧洲大陆就需要更大的能量才能实现显著的改变。无论是对自然，还是对社会。大革命之后，也正是凯撒般强大的拿破仑，才让启蒙运动在法国大革命引爆的火种传遍了整个欧洲。英国那样的光荣革命在欧洲大陆，实现的难度是很大的。在中国上千年的中央集权下，也许更难。美国如此大的体量，却幸运得到了英国（相对于欧洲大陆更保守、更温和）传统，不能不说是种幸运。
总之，社会的历史演化就是有波峰（革命）波谷（改良）。每当波峰到来，《双城记》开头那些排比句就同样好使。但从文明发展的大势看，个体人权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保护。
爱情虽常常是被歌颂的主题，但我认为读懂《双城记》，重要的是读懂双城背后的“慢变量”。渐进的改良与暴风骤雨式的革命。重新认知时代底色上，还依稀可见的伟大胸怀。梅尼特才站在了文明的高处。也许我有点偏颇，但我希望那才是狄更斯写这部小说的真正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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