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千百年前的庄子如是说；而如今，我要说：无用之书有大用，人生在世，当读“无用”之书，行有用之事。
自古以来，人们皆把读书与功用联系起来，从“书中自有黄金屋”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到“读书改变命运”，舆论所强调的，往往是读书与实际的转化关系。诚然，这样的论调是有其自身的合理性的，所谓学以致用，不论是为民谋福还是为己谋利，这其间的“用”是显而易见的。换而言之，诚如“读书使人明智”等，人们可从书中汲取经验与智慧，并投入实用。学，可以致用，这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读书并非对症下药，也不必谨遵医嘱。倘若读书带着那么强烈的目的性与功利心，进益反倒是不多。正如一心赶路而忽视沿途，如是则会遗失潜藏于无用表象下的大用，同样是培根之《论读书》中，也有这样的表述：“读书足以怡情，足以长才，足以博彩”，这样的“无用”之用，往往更为难得。
“你如今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正是一点一滴中“无用”的累积，奔涌成有用的大江大河，完善了人格，塑造了人生。同时，这些“无用”之书的积淀，奠下了行“有用”之大事的基础。新文化运动时，鲁迅、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推进文学改良，可是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就，也离不开丰厚的古文底蕴，并未单凭白话有用古文“无用”而无视对古文的学习。
况且，有用与无用间并非简单的对立，二者有时亦可相互转化。我相信诸葛亮躬耕隆中之时，也未必料得到，当初看似无用的机巧之术，能于北代之中，大放异彩，木牛流马，诸葛弩至今令我们所赞叹。因而，如不勤加积累，兼收并蓄，无用之书便无法在关键之时，展现它的大用，以“学以致用”为借口，排斥现阶段“无用”之书，无疑是极不明智的。
如何一边在书中汲取知识，一边在现实投入实用，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值得我们常常思考，永久铭记。我以为，理想、圆融的状态便是广泛的阅读、思考，在“无用”之书中发现有用之事，并身体力行，将其投入实践中去。如此便能变无用为有用。
“无用”并非真无用，“无用”之书的有用与否，便取决于是否致用，读“无用”之书与学以致用看似对立，实则相关相联。
无用之书有大用，有用之事当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