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1860-1904)是19世纪末俄罗斯文学的最后一个伟大作家。他以卓越的短篇小说和戏剧创作跻身世界文豪之列。契诃夫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外国作家。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于1860年1月17日出生在南俄阿速夫海边塔甘罗格城一个小市民家中。他祖父是农奴，后赎身。父亲是个小杂货店商人，契诃夫在贫困中度过了阴暗的童年。1876年他父亲破产，全家迁莫斯科，只留下他继续读塔甘罗格中学，且在遭白眼与劳动中求生，尝尽人间世态炎凉。1880年，契诃夫考上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并在这一年开始了文学创作。
契诃夫开始创作的80年代，正是沙皇政府镇压民粹派革命后的黑暗年代。进步刊物被查封，他开始只能用洪契特等笔名写些滑稽小故事。1884年，大学毕业，在莫斯科郊区医院行医，到处出诊，深入生活，创作日益深刻。契诃夫主要写短篇小说，到1888年已出版了5部集子，获科学院奖，成为名作家，并写了大型作品《草原》，1889年则写出多幕剧《伊凡诺夫》。
契诃夫80年代的小说揭露了当时“小人物”的奴隶性格。在《小公务员之死》（1883）中，作者嘲笑了那种诚惶诚恐以不冒犯统治集团为生活准则的怯懦性格。作者指出具有这类性格的小官吏是受到社会的无形压力而于可悲又可笑的地位的。在《胖子和瘦子》(1883)里，契诃夫同样描写社会的不公平在小官吏身上如何打下了奴性的烙印。契诃夫写了些灰色人们和灰色生活，从小人物的提惧、渺小反衬旧制度的可憎。
契诃夫区分了畏怯的奴隶性和跋扈的奴才性，他在小说中打击了反动势力维护者的奴才性格和顽固横暴。在《变色龙》(1884) 中，作者刻划了见风转舵阿谀奉迎的反动走狗的形象，暴露了警察的卑鄙及其所代表的法律的虚伪。在《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 中契诃夫则把一个愚味无知、顽固守旧、不承认任何自山主义改革的反动性格展示了出来。中士这个为虎作伥的恶鬼，自觉维护反动秩序，他蛮横无理干涉不该他干涉的一切。在这个形象中，作者概括了亚历山大三世反动制度与反动意识的特点。
与此相对，契诃夫对不幸的弱小者和劳动者表示了深切的人道同情。随着作者对地主资产阶级制度下劳动人民悲惨处境认识的加深，80年代后半期，他的创作的人民性有所加强，滑稽的作风就逐渐被对生活的深刻挖掘所代替。小说《哀伤》(1885) 写出了旋匠的生活痛苦；而《苦恼》(1886)中则描写了马车夫心情的沉郁与有苦无处诉的痛楚。作家怀着惨淡的微笑揭示了下层人民的悲痛心灵。契诃夫写这类主题时，又着重描写了贫困无依而从事繁重劳动的儿童生活。作者自己有过“没有童年的童年”，因此写起童工来，特别感人。在小说《万卡》(1886) 和《困》(1888)中，契诃夫对吞噬孩子的旧社会作了控诉，表现了被压迫的劳动儿童发自弱小心灵的反抗心理。万卡是孤苦伶仃的小学徒，他忍受不了残酷的生活，怀者希望想挣脱自己的环境，但旧世界是没有给劳动儿童提供出路的。《困》的小主人公，则把自己的愤恨，发泄在婴儿身上，实际是反抗心理的表现。
80年代在资产阶级革命性消失、无产阶级革命性正在萌芽之际，社会政治思想斗争更为剧烈。契诃夫看到破产的民粹主义思想的堕落，也不满意自由主义的虚伪理论和忍耐妥协的托尔斯泰主义。但他走向不问政治的道路。这固然使他不受妥协派感染而免去同流合污，但也使他旧的小市民思想的幻灭，他陷于要探求新的世界观而不得的苦恼之中。这时，他在小说中表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苦闷和对新世界观的探索。在《没有意思的故事》(1889) 中，契诃夫通过老教授不能回答“怎么办?”的问题，指出有头脑而没有“中心思想”的人，精神实际在死亡。作家指出：资产阶级社会里，知识分子对世界观缺乏整体观念，势必其心理与精神矛盾日益尖锐化。这个故事是沉闷的、乏味的，从中也显示了作家对生活和对自己的不满。
契诃夫本人为了求得对世界的新的认识，1890年4月，动身去库页岛，行程3个月才到达。他在库页岛停留93天，研究了流放地和苦役犯的生活。又用两月时间由海上回俄国，12月中旬才返莫斯科。他写了《库页岛》(1891-1894)一书，描写那里的非人生活。那种阴森恐怖的生活印象促他写出了《第六号病室》(1892)来揭露黑暗统治，批判妥协主义和自由主义。小说通过逼人发疯的医院的气氛，显示了亚历山大三世社会的恐怖气氛。同时更批判了院长拉京同尼基达为代表的恶势力的和平共处。院长的“勿以暴力抗恶”实质是纵容残暴，结果自己被宣布为疯子。列宁青年时代读了《第六号病室》彻夜难眠，说明作品的感染力和它作为生活缩影真实反映了黑暗时代的社会特征。
1895年，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立，俄国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契诃夫不仅结识了托尔斯泰，而且结识了高尔基。与高尔基的友谊，坚定了他的民主思想。继续批判自由主义，揭露民粹主义的“小事情”论的虚伪性，成为契诃夫创作的重要主题。早在《邻居》(1892) 、《匿名的故事》(1893) 中契诃夫就批判民粹思想。那些“单枪匹马”的英雄搞恐怖活动失败后，则转为点点滴滴的改良。契诃夫在《带阁楼的房子》(1896)中，曲折批判了“小事情”理论的伪善。莉达这个鼠目寸光的自由派的女地主，从事着自以为改善人民处境的“事业”，实质是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制度。小说的深刻性还在于，它指出：批评这一点的那位艺术家本身也是不行动的人。
契诃夫的小说还揭露了资本主义在城市和农村像毒菌般生长，揭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进一步打击民粹派无视现实的谬论。诃夫写了一系列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从精神上对人的扼杀，指出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的作品，如《挂在脖子上的安娜》(1895) 、《出诊》(1898）等。同时，描写了农村中资本主义势力的蔓延和猖獗，农民的分化和人民生活的日益贫困。《农民》(1897) 、《在峡谷里》(1900) 组成契诃夫农村小说的光辉篇章。《在峡谷里》这篇小说写了一个像海蛇般的妇女的典型，这是残酷、狡猾的资本主义势力的化身。同时，作品也表现了在贫苦农民中间增长起来的对于残暴的富农的仇恨。正如巴尔扎克的小说是《共产党宜言》的形象注脚一样，契诃夫这类小说也是列宁在1899年写的批判民粹理论的名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某些提法的形象注脚。
契诃夫后期小说讽刺与批判的力量加强。深入揭露维护反动秩序的反动意识和停滞保守的思想在名著《装在套子里的人》(1898)中表现得最突出。别里科夫的保守主义和他自觉维护专制黑暗统治的反动意识相结合，他是被警察制度征服了的反动知识分子。在这个形象中，作者不但写了自觉向当局报告人们动态的小丑，也反映了黑暗统治对人的精神的窒息。别里科夫老是怕“别闹出什么乱子”来，一切循规蹈矩，最后也成了旧制度的殉葬品。在别里科夫影响下，小市民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交朋友、看书。一种害怕祸从天降而屈服于监视的潜在力量支配着全城。作者写了别里科夫得以发挥力量的小市民生活的陈腐的土壤，更塑造了这个有普遍性的仇视新事物的典型。
斥资小市民的庸俗无聊、惰怠腐朽和他们安于蜗牛壳中的生活的停滞，在契诃夫早期小说中已有表现，后期则写得更入木三分。《醋栗》(1898) 中描写了一个青年追求平庸的享乐，最终猪一样蜷卧在泥塘般的生活中，从而丧失了原有的心灵光辉。《姚内奇》(1898) 同样写出了追求自私自利的幸福是多么畸形、多么不合理。市侩习气像铁锈样在腐蚀人。作者强烈暴露了小市民资产阶级私有制度的恶劣本质。这种对小市民世界腐蚀力量的批判，在剧本《三姊妹》(1901)中也有清楚的表现。
歌颂摆脱庸俗生活的斗争者，召唤新生活的来临，这是契诃夫进入20世纪其创作中的新因素，也是身处1905大命前夕，预感新曙光升起的契河夫优于19世纪所有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地方。虽然他不能如高尔基成为暴风雨中的海燕，但是他是一支歌唱黎明的夜莺。在剧木《樱桃园》(1903)和小说《新娘》(1903，或译《未婚妻》)中，作者清算过去，向往未来，一扫旧批判现实上义的悲观色彩而赋予作品以光明的结尾。《新娘》的女主人公娜嘉在与庸庸碌碌的未婚青年结婚时，逃开了可怕的窒息人的生活，“去参加争取美好生活的斗争”。在大革命前夜，作者顶感到“一切都要翻一个身，一切都要改变，仿佛魔法一样。到那时候，这里就会有金碧辉煌的大厦和美妙的花园，奇异的喷泉，卓越的人”(《新娘》)。
契诃夫在90年代，健康恶化，常去国外和黑海岸边的雅尔达休养，休养时也不断勤劳写作。此时，还着力于戏剧的创作。1898年他的剧本《海鸥》演出时，结识女演员克尼碧尔，1901年41岁的契诃夫同她结婚。1904年7月2日他便逝世于德国疗养地巴登维勒尔。
契诃夫的创作在世界文坛上具有深远的影响。“五四”运动后一个月，《新青年》杂志就刊登了他的小说《可爱的人》(今译《宝贝尔》)，发扬了他批判“夫唱妇随”的思想，对提倡男女平等产生了作用。鲁迅先生曾翻译契诃夫早期8篇小说，并叫做“亚细亚式的‘奇闻’”。新中国成立后，契诃夫的小说《万卡》、《苦恼》曾选入中学教材。现在中学语文教材中不多的外国文学作品，契诃夫的就选了《变色龙》与《套中人》两篇。现当代中国的短篇小说大师，不受契诃夫小说影响的是很少的。契诃夫将继续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