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龙山人张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迁于故居之东，东山之麓。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于其上。
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则傃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
郡守苏轼，时从宾佐僚吏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 《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故《易》《诗》人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无损者；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鹤、招鹤之歌曰：
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翻然敛翼，宛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
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屦，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馀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元丰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记 《放鹤亭记》。
解读：
读苏轼《放鹤亭记》文，总是想起李煜，想起郭麟对他的叹息：“做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为君王。”同样命运之叹的人还有宋徽宗，他的花鸟画成为后人追捧的艺术珍品，他独创的瘦金体也曲高难和，以至于后人无人敢问津，而成绝唱。苏轼感叹，鹤为高洁之物，而卫懿翁因此亡国；酒为败乱之饮，而阮刘因此留名。隐士之乐，与尘世之乐，所乐是否真的“未可以同日而语也”？
文章虽写放鹤亭，却从徐州大水开始。熙宁十年，即公元1077年（上海古籍版本注解为1007年，误），徐州发大水，隐居在云龙山上的张天骥也受其影响，水淹到大门一半之高。古代多为土墙，隐士所居之地，自然也不可能有多坚固，这次大水应该是摧毁了张天骥的住所。因此，第二年水退之后，张天骥在其住所之东、云龙之下重新修建了房屋，并在山之高处建了一个亭子，理由是“升高而望，得异境焉”。
苏轼的文章，极为潇洒，仿佛不经意之间，随意几点笔墨，已是万千气象，美不胜收。他在写云龙山的景色时的句子：“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便有此感。不仅文辞优美，而且意境辽阔，不觉而起雪夜访戴之意。
我曾去过徐州，惜未能登云龙山，只是有两三次在云龙湖边徘徊逗留，亦不久留。苏轼先以空中鸟瞰的方式总体概括：群山环绕徐州，仿佛如一大环，只有其西留有缺口。而张天骥的亭子，恰好就在其缺口之处，与上文“登高而望，得异境焉”遥相呼应。读到此处时，我搜索记忆中的印象：烟雨茫茫的云龙湖外，莽莽苍苍的云龙山绵延不绝，与文章暗中印证，似乎确实如此。晴空时千里无云，下雨时云起雾涌，随山势变化，风景亦有参差，苏轼所说“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大约便是这种风景吧。至于雪夜月圆，登山而上，凭栏驻望，有酒盈樽，眼前万里江山，心中千秋青史。其中之乐，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放鹤亭之名，缘自张天骥所养有两只鹤，驯养得非常好，而且善于高飞。早晨，张天骥会在西山之缺口方向放鹤，看它们在云中来去翩翩，随风飞舞，或站于田野之中，亭亭玉立。傍晚的时候，夕阳西下，云蒸霞蔚，晚舟摇曳，白鹤驾乘天边的最后一缕残红凌风而归。
或者也正是因为如此，苏轼才对人说，“子知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易也。”隐居之人，即使给个皇帝的位置也不干啊，就好比许由，尧准备把天下让给他，可他不仅婉言谢绝，甚至认为尧的话污了他的耳朵，洗耳于颖水之畔。鹤一直是中国人的吉祥物，从《易》经到《诗经》，都因其为清远闲放之物，能够超然于尘世之外，而比之为贤人君子，尤为隐士所爱，似乎有益而无害。然而，苏轼提出质疑，说卫懿公那么爱鹤，可他却亡国了啊。苏轼又想起酒，周公和卫武公乃至上推至大禹，都曾经颁发过禁酒令，认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然而阮籍、刘伶却因此而名世。由是而观之，山林之乐，与为国之乐，确实不可同日而语啊。
张天骥虽为山人，却也有凡人之喜乐，能够得到大才子苏轼的赞美，对他来说当然开心得不行。他借着苏轼的意境，而作《放鹤》、《招鹤》之歌。客观地说，张天骥的诗词水平，较苏轼要差一大截，而且也没有完全表达出苏轼的内涵。
确实，古人确有许多爱好而误国者，有相当多的人还是雅好，比如李煜的词、宋徽宗的书画、梁武帝的修佛。然而，他们三人都因此而亡国败身。是文章书画或者佛的错误吗？可那么多文人墨客以此而名垂千古。是皇帝就不能写字画画了吗？可唐太宗、康熙皇帝的字，即使放在历史上，也是大师级的。唐玄宗的音乐才华及文化修养，也是历史级别的。至于普通之人，多少难免会有爱好，然而有人因此而成就更美好的人生，也有人为此倾家荡产，甚至不择手段。由此而可见，成败悲喜，与爱好喜本身并无关系。
俗话说，在其位，谋其政，意思是一个人在什么位置，就要做什么事情。我觉得用这话来解释上述事情更为合适。卫懿公本是国君，他的位置决定了他应该做国君应该做的事情，是以他将主要精力用来养鹤，不亡国才是怪事。唐玄宗亦是如此，当他将主国精力用于在位谋政时，所以有开元盛世；当他将主要精力用于音乐，在其位不谋其政时，所以有安史之乱。同样，隐士之乐，是因为他在隐士的位置做了隐士该做的事情，可如果他身为隐士，却心在朝廷，则难免有“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之讥。
人最大的快乐是满足于现在，而最大的不快乐来自于对现在的不知足。次而言之，不满足现状也不是错，追求更好也是人的本能，关键在于取舍是合乎道义。比如为官，如果是为天下苍生当然求之不得，又如赚钱，如果能够取之有道，用之于道，即使挣得再多，如子贡、范蠡，人何讥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