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书写不易，故记载大抵不主繁。
孔子：“辞多则史，少则不达。”他不主多。向来以为话多了是空，啰嗦，故最早偏于简一方面。
《文赋》：“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于冗长。”虽然，陆机他自己还是不免啰嗦。他自辩说：“榛楛勿剪，蒙茸集翠。”这因为当时骈文发展，骈文不免于繁。但理论上仍重简。
张辅说，《史记》记三千年事，而字少于《汉书》，可见《史记》强于《汉书》。刘知几亦有此语。《文心雕龙》也主简。
宋祁《新唐书》要“文省而事增”，重简。这是散文时代。
又，虽则是骈文时代，话语也重简。如清谈，要话说得简单。《世说新语》多说到话语要简要。最好的例子，是阮瞻“三语椽”(“将毋同”)。
说话如此，文字亦然。宋欧阳修《醉翁亭记》，开始三十余字，后改为“环滁皆山也”五字。
沈括《梦溪笔谈》谈到“逸马斃犬于道”一事，亦表示求简之趋势。
〔*《梦溪笔谈》卷十四《艺文》一：穆修、张景“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斃。’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
后人说白话不如文言，以文言简故。但文言、白话不同类，不能比。
刘知几《史通·叙事》篇主简(“尚简用晦”)，认为话要扼要(即“尚简”)，而又要暗示力强(“用晦”)。不过，以上所说偏重于扼要。
又说文章要“健”。健，就是经济;而弱则啰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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