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起于清朝时。
骈文本重表情。曾国藩《湖南文徵·序》：“自东汉至隋，文人秀士，大抵义不孤行，辞多俪语。既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历当代而不改。虽韩李锐志复古，而不能革举世骈体之风。此皆习于情韵者类也。”(情，用比喻等表达;韵，重声调。)
宋，欧、曾、王、苏等继承韩。义理文在宋大为发达，曾巩这样说。宋以后，义理之文成为定局。
至清中叶，发生了骈、散之争，人以为要重新估定二者之价值。
散文末流八股化，只重表情，不重义理。因此有人对散文价值怀疑起来。
曾国藩只是作说明，而不是为哪一方面辩护。
与曾同时，有攻击骈文为俳优者。梅曾亮(曾之后辈)《复陈伯游书》：“骈体之文，如俳优登场，非丝竹金鼓佐之，则手足无措。其周旋揖让，非无可观。然以之酬接，则非人情也。”梅是古文家，而早年喜作骈文。清中叶以后，国力渐衰，生活不如以前优裕。这与文体之变不无关系。所谓俳优登场，就是说这种文字不实际。他又在《管异之文集书后》(管异之，名同)说，自己年轻时为骈文，管反对他，说人面可表哀乐，作骈文就如以玉为面具，把面掩闭起来。玉固然漂亮，但不能表情。梅当时反驳，说庾子山《哀江南赋》、徐陵《招杨遵彦书》表情痛快真切。管说，这两篇文章中因意思有限，故骈文仍可表现。但如孟、荀、史迁之意，则骈文不能表达。这是说骈文不如古文，不能应用得那么范围广大。
桐城派虽重情感，但较骈文来得自然。
骈文离不了典故，就是得以替代方法来说，不能直说，所谓“借古申今”。清晚叶闽人梁章钜《退庵论文》：“翁方纲云：凡作传志，不宜用四六骈体。盖叙一事而必借古事以述之，何如直叙其事之为明白乎?”骈文用典，要叫人得到典故所代表之感情。骈文虽有说明性质，但着重于表情。
梅曾亮亦重表现事实(时为艰难时世，要正视事实)。用骈文则不能表细微之情感，也就不能明白表现事实。关于骈文不能明白表现事实这一缺点，就在六朝也有人看到。这是骈文的基本缺点。
表情叙事骈文不行，而说理又有限。
韩柳及宋古文家亦作骈文，不过宋之骈文已散文化。
自唐以来，国家正式文件都用骈文。原因何在?宋祁《宋景文笔记》说：“文有属对平仄用事者，供公家一时宣读施行，以便快。”骈文因读起来堂皇，可表尊严，故流行。这，对平民来说，亦对。今之告示，仍有四字或六字一句，押韵的。这因有音乐性，易于上口，易于记忆，故用之。对士大夫与平民都有以上关系。
清中叶、末叶之间，有人以为骈文是正宗。古文家梅曾亮懂骈文，而桐城支派之阳湖派，如张惠言、恽敬等，骈文、学问根底都深。他们学桐城派作散文，表示骈文家改作散文。
但是，清之阮元(仪征人)倡《文选》。他居高官时社会情形也较好，因江都人曾宪重《文选》，他受了启示。他觉古文太空虚，不根据学问，范围太狭，而且那时古文只言情。古文言情就不如骈文有情韵了。他当时在广东有许多学生，共同研究这个问题。他使儿子阮福作《文笔对》，证明古文只是笔，非文;又指导学生作《文笔考》。自己也与人书信往还，讨论此问题。他以为散文不能称古文，因为不是文。他讨论这个问题的主要文章是《文言说》。《易传·文言》解释乾坤二卦，相传是孔子作的，阮亦信之。他说，从此看来，它之所以叫做“文言”，是因为里面用对偶，用韵(如“云从龙，风从虎”等)。古人多靠用口来说，故要话简单，音协和，用韵、用偶，使易记忆。孔子因为用韵、用偶，故称之为“文言”。孔子是正宗，他以用韵、用偶的为文，就是说骈文为正宗。他又于《文韵说》里说，《文心·用韵》篇把句中声调谐和者亦称“韵”，不但用脚韵。他说古文只是“笔”，或者是“言”，是“语”。《说文》：“言，直言。”“语，论难。”都是单行之语，只是六朝人所谓之“笔”。——但他说古人口头传说的也是“文”。不过，这种称“文”的口头语，也许是较特别的一种语言。
阮元一派影响虽有，但并不大，因那时是散文之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