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把唐诗分为三期或四期，后来对宋诗亦分。中国文学史上只是对诗有明确的分期。本来，《宋书·谢灵运传》及《新唐书》都有讲及文“变”的，却无明显的分期。
分期之说，始于南宋末年严羽《沧浪诗话》。他分为：
盛唐
大历以还
晚唐
他论诗，是自汉魏始;而后人则只注意到唐诗。他以为，论价值，以盛唐为最高，大历(唐代宗)次之，而晚唐为下。此外，他论历代诗体自建安说起。到唐，他又分为：
唐初
盛唐
大历
元和(宪宗)
晚唐
唐初体是继承陈隋之体的。以盛唐为最重要。大历体之代表作家为刘长卿、钱起。刘号为“五言长城”;而钱有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是五律。元和之代表人物为元、白，是长篇的、声调谐和的叙事诗(如《琵琶行》、《长恨歌》)。晚唐代表人物为贾岛、姚合，乃五律。严沧浪没有说到“正”“变”。
及元杨士弘，见唐人所选唐诗皆偏重晚唐，就在《唐音·序》里说，自晚唐以来，人选唐诗都偏重晚唐。王安石《唐百家诗选》也以为晚唐的好。及宋严羽才重盛唐。杨士弘多看初唐、盛唐的诗集，“然后审其音律之‘正’‘变’而择其精粹，分为始音、正音、遗响，总名为唐音”。从他的话看，可见他以为诗是从音乐出来的，故要从音调方面来看，分为“正”“变”。他“始音、遗响不分类，正音以五、七言古、律、绝分类”。分类的目的，“以见世次不同，音律高下虽各成家，然体制声响相类”。他的选本，上承严沧浪意见加以发挥，以具体例子表示其见解，而沧浪则只有理论。他以为，就唐诗而论，盛唐是正音，其前是发展，其后则变。他是就诗本身来说，以为有“正”“变”的。这种分法，实际上是根据严羽的理论。这可说是“三唐”之说，至于年代(三唐划分之具体年代)，则无明显划分。
明初有“四唐”之说，后人多沿用之。“四唐”之说始于洪武(太祖)年间闽人高棅，所选诗集名《唐诗品汇》，其《总序》说：唐诗各体俱备(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对文体很重视)，而且“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移之于终”，各体都如此。这就是把唐诗分为始、中、变、终四期了。他又说：“略而言之，则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这四期中仍有详细之分别，这不必细说。至于四期，他说，初唐之始制，渐盛;盛唐之盛;中唐之再盛;晚唐之变。这里，初唐又分二期，其实是分为五期了。他说的盛与变，亦包含有价值高下之问题在内。他又说：“观诗求其人(这是完全站在欣赏批评的观点方面来说的)，因人以知其时，因时以辨其文章之高下，词气之盛衰。本乎始以达其终，审其变而归于正。则优游敦厚之教，未必无小补。”他是以诗教为标准，完全从鉴赏者的立场来说的。他书中把初、盛、中、晚的时代确定了。此外，除了分期，又分品，有所谓“九格”，即九个标准：
初唐 正始(陈子昂《感遇》)
盛唐 正宗 大家
名家 羽翼
中唐 接武
晚唐 正变 遗响 旁流
所谓“正始”，乃继承杨士弘的话，“正”，不是从内容着想，而是说体裁方面，律诗向规律走，古诗向乐府化、散文化走。不过，内容亦有关系，说内容从风花雪月男女之事走向人生之较大的问题去。陈子昂《感遇》诗是初唐“正始”之代表。盛唐，杜是大家而非“正宗”。“正宗”者，题材方面是表现人生较大的问题，而其表现方法是较含蓄的。明人及南宋人主诗要含蓄。杜诗，特别是其古体，就不够含蓄，虽他继承《风》诗正宗之意。但杜是“大家”而不是“正宗”，已“变”，因不顶纯正。李白则恐怕是“正宗”。“大家”是包罗万象的，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名家”则范围狭，而在他那狭小的范围内很精致，如王维，只以五律山水见长。“接武”是接“正宗”与“名家”之武，而非接“大家”。他以为中唐到钱起、刘长卿为止。晚唐从韩愈起，韩(白居易也是)是不含蓄的，比杜更说尽，就是更散文化了，这就是“变”。后来孟郊、贾岛作律诗，却范围狭，写个人事，故是“遗响”。“旁流”，是指方外和尚之类的诗。
高棅的分期，受严羽、杨士弘的影响。中唐相当于大历，元和则归于晚唐。
但后来人把元和归入中唐，是对明初高棅之修正。这种修正大概是在沈骐的《诗体明辨》里。今人“四唐”之说，是按沈骐的看法。原因是：明人前后七子都以盛唐为标准，而且特别尊重李杜，这就是重“大家”，而不是只重“正宗”。人们以为韩白等元和诗人是继承杜之散文化趋势的，故不把元和置于晚唐中，而认为元和诗是紧接李杜而发展下去的。初唐大约历时八十年，第二期盛唐约七十年，中唐约七十年，而晚唐八十年。然而，按照历史来说，高棅的分法似较妥。
分期与模拟有关系。故创作理论改变，则分期亦随之。唐诗最盛，而且变化特多。又，唐诗实是大的分水岭。自汉至唐玄宗开元时一个时期，是诗的时期;而天宝以后可说是散文时期，连诗都散文化了(杜亦多散文趋向)。
明末钱牧斋说分期不对，因为是分不开的，诗里各家有各家特长。比方孟浩然，他是初唐又是盛唐人，如硬说他盛唐，就不对了。
不过，我们以为分期只是为方便计，为看出潮流趋势计。当然，时代是不能分割的。
后人研究、模仿唐诗，都接纳“四唐”之分法，可见这是有相当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