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佛经名词，有所谓多义不译。如“般若”二字是多义的，其意约等于“智慧”而意更丰富，所以找不出能表其意的相当字眼来翻译。“多义”字就从此而来。
(1)表里
①文义
②意思
朱熹说，讲诗如只知文义，看不出诗的好处来。如林和靖《梅花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字却平常(从见与嗅，可知梅花)，而却有言外之意。只知字面上意义是不够的。要看出精神来(这两句暗示梅花之幽独，清而且艳乃梅花之个性)，才是活动的，始觉诗句有意思，好：“活动有意思，跳掷叫唤。”就是说，这样才能使人感情移入。他说：“晓得文义是一重，识得意思好处是一重。”文义与它所表现的意思、情感，分明是表里二层，言在此而意在彼。
(2)夸饰
①增溢
②讽谕
王充《论衡·艺增》篇就说到增溢，认为褒贬总是要增溢的。这种情况有几方面，最明显的是从数量上增加，如“九死一生”、“虽九死其犹未悔”、“罪该万死”等，都是。李白诗“白发空垂三千丈”亦然。又有一种不是数量而是程度上的增加，有称为形容者。如《礼记·杂记》说晏子祭其先，“豚肩不掩豆”，就是(据汪中《释三九篇》)，形容其极省俭也。《诗·谷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亦极言女子被弃后饥饿之痛苦。《诗·云汉》：“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亦极言人死得多。杜诗“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以手把头发搔得更短少了，这是形容忧多发稀。——这都是因为多义，有表里，不能拘于文字。
《史通·叙事》说及讽谕：“理兼讽谕。”讽谕，他举例，是说及表情方面的，如“逆臣”——“问鼎”、“巨寇”——“长鲸”、“邦国初基”——“草昧”、“帝王兆迹”——“龙飞”等等。他说，比兴是免不了的，但后人都用滥了。如上所举例，以后代前(即以“问鼎”等等代“逆臣”等等)，就是用滥了的。用诗的文字(语言)作夸张的比喻，是不客观的。又，说它用滥，是因为上面例子里后面的词语本是表情的，是比喻，后来却用作代词，不能引起感情，而成为不切实了，这就不对了。这是受词赋影响使然。
“天渊”，是差别很大的意思，用惯了就把差别很小的也用此词语了。比喻成为代语，表情部分磨光了，成为不切实。这样就失去了效用。
寓言，庄子常用。寓言本是表情，而不是叙事，所以同上面所说的没关系。
“夸而有节，饰而不诬”，这是《史通·叙事》篇订下的原则。代语则使言外之意减少。
在诗文中亦常多有惯用典故与比喻的，这就使“多义”这一点减少。所以应有新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