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极权主义的起源》阿伦特论述了极权主义的哲学基础，《经济人的末日》德鲁克分析了其之所以产生的政治经济背景（环境），那么《逃避自由》则讲述了其民众基础的社会心理学（人对于社会环境的反应？）。一种“孤独和无能为力感”，一种对于纳粹崛起前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失望、倦怠与愤怒，这些心理或多或少地来自当时的各个阶级，而作者认为其中显著的也许是工人阶级的倦怠屈从，和下层中产的慕强拥护。
人们渴望赶紧从这种孤独中逃出，施虐-受虐冲动便是其中一种逃脱的手段和表现，一方面人们放弃自我（抹掉消极自由的边界）臣服于虚构的更高自我（受虐），甩掉这沉重的负担；另一方，又渴望成为更高权力的一部分，去统治更无权者（犹太人）（施虐）。起初，这是对政治经济的一种反应，之后便又反过来巩固加强了这极权的意识形态。
作者所谓基于”爱与劳动”的“自我实现”的药方过于乐观了吗？也许现在的我们可以这么讲，但这确是源于作者观点的理性方案，而不是一种天真。若某人相信人性的存在，相信人的价值，那我们就可以想象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人们有能力去扛起“自我”，去积极的实现自我。之所以言可能性，是在于它不是一种必然，不是唯物者口中所说的那样，是人类发展的历史必然，因为它不被非人的力量所决定（即使非人的力量可以作为环境产生影响）。哪怕我们到今天也无发准确捕捉到“自我”是什么，但这不代表我们就该急于否定它。
那么又该肯定怎样的自我概念？自我不是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中的自我，我想它应是一种更加流动、与外在互动的概念。就像是《禅与摩托维修的艺术》中所表达的主客二元的消融，但这并不代表所谓更高自我（上帝、自然、科学或者民族）就能喧宾夺主。我们取消掉主客的边界，不是为了承认自己的脆弱，而臣服于这些虚构的“统治者”；而是为了以自身为尺度和方法，一头扎在世界中去丈量并创造。
在论述社会心理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时，作者在书末也许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换句话说，社会环境以性格为媒介影响意识形态现象；另一方面，性格并非对社会环境的消极适应，而是或者以人性中固有的生物天性，或者以在历史进化过程中成为人性固有组成部分的因素为基础的动态适应。
这样一种期望，它确实是异常难得。人们最终会这样生活吗？也许不会，因为决定不考虑“必然”的说法，那就有可能不发生。因为它是一种“积极自由”，它在于人的探寻的好奇心，而不在于人对待世界的反应。而人们似乎难以维持长久的好奇心。对内的好奇是一种自我的反思，对外的好奇是一种对知识的渴求，这两者的过程都令人疲惫、甚至沮丧，更会让你感到孤独——浮出水面透气的孤独。
另外，从政治经济角度出发，资本主义也在限制着人，限制着人们联结的其他可能。在劳动-消费的循环以外，几乎没有其他可能性。读后感www.simayi.net它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大多数人无法创造，自己只是这个世界被动的观察者。对于劳动的问题而言，这显然不是作者欣赏的自我实现的劳动，书中，作者表达了他的社会主义倾向:
实现这个目标的一般条件有哪些？必须用计划经济取代社会的不合理性及无计划性，计划经济代表着社会自身有计划的具体努力。社会必须像主宰自然那样理性地主宰社会问题。……我们可以把这个新阶层名之为民主社会主义，但这个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建立一个为民众利益服务地合理经济制度。
当然，作者也清晰地意识到了”民主社会主义“这一称呼下地内在矛盾：
很显然，确立民主政体实现条件地最大困难就在于计划经济与个人积极合作之间的矛盾。…..除非社会生命之流不停地自下达上，否则计划经济必将成为操纵人民的新形式。如何解决集中与分权的矛盾，这是社会的重大任务之一。但这个问题肯定是可以解决的，正如我们早已解决了技术问题，并几乎使我们完全主宰了自然。
对于如何解决，作者并未给出具体的方案，但显然他的期待是乐观的。
而在这个所谓”历史的终结“之后的21世纪，哪怕再乐观的人，恐怕也会怀疑自己一丝。我们能找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外的另一条道路吗？或许有，甚至不止一条，但我们能积极地迈出那一步吗？太多的因素影响着这些可能性，并不是因为A所以B。需要更多的好奇心。
因此，在一个不那么狂热的”盛世“，人们也会乐于“逃避自由”，依然臣服于更高的权力（社会主流期望、民族和统治者、资本主义、消费、父权制），作者所言“机械趋同”的机制与“施虐-受虐“机制共同存在。若我粗浅地理解，如果《自由论》中以赛亚伯林更看重对“消极自由”（freefrom，免于…之自由）的捍卫，那么也许可以说弗洛姆看重积极自由（freeto…自由做某事）的作为自我实现的作用（两者当然是相互交织的）。而假实践积极自由，孤立的人自走向联合，可问题在于是否有一种新的（或曰改善的）联合形式——不管是在政治或经济层面——让所有人得以自我实现。我想这也应是人们对于”平等“的期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