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一百年前，凯撒的军团攻占高卢，把莱茵河划作罗马共和国的新边界，这里便繁荣昌盛起来。河西，是由拉丁语文学和战功构成的文明世界，城镇随着引水渠和大理石殿堂拔地而起。河东，浩瀚的森林遮掩住人类行踪，村庄散落大地，文字尚未成形。条顿堡之战后，文明的曙光似乎再也无法照进那幽暗密林。
从今日回首，最有趣的事情之一，莫过于那些苦求文明而不得的人们如何面对这一切。神圣罗马帝国先拨头筹，然后是沙皇俄国——正是罗马的文明之光照耀不到的地方，在竭尽全力追寻那些远去的幽灵。这个漫长而无望的旅程，带来了悖反的后果。毕竟，活生生的人只能接近而不能触及亡者。于是，我们得到了两个拓印下来的，幽灵的背影——一个不妨称之为：【德意志的精神】，另一个也是如雷贯耳：【俄罗斯的灵魂】。
与其去赞美这两个民族坚韧不拔的性情、深入骨髓的性格，倒不如说，那些追逐幽灵的旅途所带来的痛苦、绝望不可避免地烙下了两道伤痕：一方面，是“绝对”，它有时候名叫上帝，有时候改名意志，或者被称作“绝对精神”。这是那绝对不可追索之过去的黑暗投影。另一方面，是“无法回避的苦难”。如果说日耳曼民族和斯拉夫民族其实都曾经如其所是的那般自在生活着，那么，以英法为首的文明世界就无异于罗马，逐渐使得那些苦难变得无法回避、难以忍耐。
在欧洲现代化、工业化的浪潮之下，德国和俄国缓步前进着。前进得越慢，那对不可触及的古老过去之顾念与踏入人民幸福的现代生活之希望，便撕开了一道口子。德国，更靠近西边一些，在费希特、黑格尔的呼喊中，总算通过普鲁士的统一获得了一个弥合裂纹的机会。俄国，太遥远、太寒冷、太迟缓，在“去美国”的精神分裂的无望之中，只能退回沙皇俄国最初的起始里去寻求慰藉。这就是《罪与罚》的主旨。
如果说人类确实有着原罪的话，那么这个原罪必定在于——发明了上帝。正是通过发明上帝，人把自己交托给绝对，而放弃了自身行动的可能。上帝的发明，读后感www.simayi.net实质上是对作为客观实在的社会的误认。社会并不是一个人，但又在每个人内外发挥作用，其力量远远大于任何一个单个的个人。社会形成了它的规范，从内心的良知和外在的惩罚两个方面制约着人的行动。在以色列人之前，形形色色的“家神”、“泛灵”们，大都是自然力量的显化。以色列人流离失所，灵机一动，把社会力量移置进来替换掉纯粹的自然力量，从而生出了“上帝”。这一绝望之中的自我安慰，随着绝望加深而愈发绝对化——这正是那绝对不可追索之过去的黑暗投影第一次现世。托身于神，使得以色列人失去了重塑自身的能力，故而千百年来无法复国，直到近代以来新思想汹涌澎湃，方才突破重围。在德国、在俄国身上，我们又看到了它如何重演。
于是，以色列人获得了神的约法，时而根据实际情况变动的社会规范化为神的绝对命令。然而，被误认为神的社会本身并不具有绝对的本质。社会是历史的产物，神也是历史的产物；如我们所知，凡是历史的，都是会为历史所淹没的——这才有了人遭遇上帝消失的困难，也就是绝对命令消失的困难。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原本正常的社会转型期问题视为宗教问题的根源。实际上，拉斯柯尔尼科夫并不受害于无政府主义，而是俄国宗教传统的替罪羊。问题首先在于，为什么要有人去做神？其实根本就不需要有人去做神，因为神——实际上是被误认的社会——始终存在。社会规范可以在人的行为协调中部分自发地形成，也可以在人的理性安排中相互协商而形成，这些原本都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可以选择的堂皇正道。可是，由于身在俄罗斯的宗教氛围之中，他首先想到的，是以个人为神，而完全不知可以消除神的遮蔽，回归道德与世界的本真。当然，创造新世界、进入现代生活的大门，也就一道随之封闭了。
尽管我们都知道苏维埃俄国所犯下的各种错误，然而，就这一点来看，却是一桩功劳。
俄罗斯的灵魂对他的身体有害无益。作者：维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