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才子的自信与自伤！
据说，《李白与杜甫》出版之后，郭沫若曾亲临人民文学出版社，说到一个月前中华书局出版的《柳文指要》，那是16开的大字本，言下颇有悻悻之意，而当时的社里的负责人则拿出报纸说，章士钊的书是主席特批的，这个没法比，等等。郭沫若听了一语不发，喝茶走人。
这个传闻的确实性如何且不说，不过倒的确传递出郭沫若的某些性格特征，那就是自视甚高而且心气傲岸不肯服人。虽说这是古往今来大才子的通病，但在郭沫若这儿表现得尤为突出。翻开《李白与杜甫》，第一页就是翻旧账，捣陈寅恪的底。虽说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的年代，陈寅恪已经死了，但是他仍然是郭沫若心里的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儿。在1961-1962年期间，两个人围绕着《再生缘》一书，有过一段明里的文字因缘，暗里互相不佩服的交往。尤其是郭沫若，似乎要憋足了劲儿要把陈寅恪比下去。解放后被投闲置散的陈寅恪，凭着几篇论文，在国内国外的史学界仍然有很大的号召力，隐然是泰山北斗的领军人物。
五十年代，双目失明的陈寅恪一半认真、一半消遣地写了一个《论再生缘》，给人带出去在香港发表，引起来很大的反响。作为一种回应，郭沫若也认真做起了《再生缘》的学问，这段时期，郭沫若写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说到“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有人据此猜测郭沫若和陈寅恪两人之间似乎有着什么恩怨纠缠。
实际上也许没这么复杂，只是书生的好胜心罢了。仔细推敲起来，郭沫若跟陈寅恪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郭沫若天性浪漫，想象力丰富，行文洒脱而下笔敏捷，而陈寅恪则有着旧式文人的拘谨，虽然也喜欢叨叨点儿男女韵事，而又故意闪避撇清，写文章的风格又有点儿拖沓疲软，虽说历史论文不要求生动活泼，但从郭沫若的角度来看，不免私下有些微词。两个人在六十年代，曾有过几次会面，仔细玩味当时一些人的回忆，郭陈两人的会面说不上亲切友好，不过也绝非冷淡浮面，而是两个人都有些相惜的意思，而又碍于很多学术之外的东西，做不到推心置腹。
就陈寅恪来说，解放后，他是自觉远离政治，也不见政治红人，不肯让人叨光镀金的，就连康生都是吃闭门羹的人，所以，他见郭沫若肯定是因为郭沫若的学问，而郭沫若的政治身份反倒是陈寅恪心底疑惧难测不肯推诚的原因了。而郭沫若当时虽非大红大紫之人，也还算是一面红旗式的新派人物代表，他来见陈寅恪，读后感www.simayi.net一方面有绕不过这座学术泰山的意思，另一方面，也有找茬的意思，不是地痞流氓的那种找茬，而是鼓足了劲，寻找陈寅恪的学问破绽，不让旧式文人的代表在新时代继续风光，一定要压下一头的意思。所以两个人的会面的场景，应该是颇有意味，可惜，流传的资料甚少，不得其详。抄两段郭沫若的日记，追想一下两位大师相见时的那种相惜而又相左的氛围吧：
1961年3月13日：同（冯）乃超去看陈寅恪，他生于庚寅，我生于壬辰，我笑说今日相见是龙虎斗。伊左目尚能见些白光，但身体甚弱，今年曾病了好久。
1961年11月15日：彼颇信云贞曲之枫亭为仙游县之枫亭。说舒四爷，举出《随园诗话》中有闽浙总督五子均充军伊犁事，其第四子即可谓舒四爷。余近日正读《随园诗话》，却不记有此人。我提到“句山樵舍”，他嘱查陈氏族谱。
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渠闻此联解颐，谈约一小时，看来彼颇惬意。
其时，陈寅恪目已全盲，郭沫若耳近半聋，这副对联拿捏的心情场景颇到位，才子锦心绣口，果然不凡。然后，围绕着《再生缘》郭沫若也写了几篇文章，后来因为政治的原因（有关元朝征伐朝鲜的历史和论述）没能公开发表，让这场比试不了了之。这样的结局郭沫若多少会觉得遗憾吧？所以，数年后他开笔《李白与杜甫》，先拿过死了的陈寅恪来打打落水狗，安慰下自己的心高气盛，也还是才子好胜习气。
当然，他的论述的确比陈寅恪的那篇文章有说服力，除了推测“咸秦”是“碎叶”之讹这个缺乏论据的想象力之外，关于李白先世的一些观点都能站住脚，而且理路清晰，文字干净而活泼，不失大家风范。近些年来，陈寅恪时来运转，老母鸡变鸭，声誉日隆，而郭沫若则越来越少人齿及，几乎要堕落到落水狗的境地，是人是鬼都想来踏一脚，尤其是《李白与杜甫》，给糟蹋得一无是处，可伤！
个人跟时代的关系，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个人的选择有时候的确很令后人失望，但生逢其时，个人作出这样那样的选择，其实都很无奈。让后人觉得失望的，固然是无奈，而让后人觉得佩服的，又何尝不是无奈？我们不应该只是一味苛求古人，郭沫若不该苛求杜甫，我们也不应该苛求郭沫若。这样洗涮去浮尘，才能看出一个人的真正好处，或者真正坏处来。《李白与杜甫》纵有千般不是，那份才气，却是无人能当，相较萧涤非《杜甫研究》之类的著作，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其间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
现在来看《李白与杜甫》，除了撇开阶级观念这类的浮沫，认真推究其中的资料选择与排比、结裹论证与引申之外，还可以透过字里行间的细微之处，揣摩一代文人的辛酸与悲苦。第40页所引《酉阳杂俎》的记载，尤其是《汉书·司马迁传》的言辞，隐隐有种自悔而又自辩的况味。郭沫若的性格天分跟李白相近，所以，他构建的李白形象多少有些理想化的倾向，而对杜甫，则行文之间，颇有贬抑，虽然有些曲解深文之处，却不都是空穴来风。这与时下之人一味光明化杜甫，其实是同归一偏。
固然，毛主席比较欣赏三李的诗作，但如解作郭沫若写这样一部书，来迎合毛主席的喜好，不仅仅是低看了郭沫若，也低看了毛主席。《李白与杜甫》的好处，不在于具体对李白和杜甫是怎么评价的，而是作为一种标本，让我们看到大师如何组织和选择材料，又是如何运化于文章之中而不露痕迹，尤其要看文章的气势回环和文字的流畅鲜活，简直是一个样本，可以让我们学习如何避免堕入时下用来骗学位的那种刻板的论文八股之中。大师的著作都有缺陷，我们看到缺陷，就把大师扔进粪坑里，那就是另一种形式的买椟还珠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