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本名黻，后改为芾，字元章。自称是楚国芈氏之后裔，尝自署名“芈黻”或“楚国米黻”，因鬻熊受封于楚，故又自号“鬻熊后人”。又因楚为祝融之后，祝融乃火正之官，为火神，故又自号“火正后人”。又因家住襄阳，自号“襄阳漫士”。襄阳有鹿门山，是庞德公、孟浩然、皮日休隐居地，因又自号“鹿门居士”。又因曾监中岳庙，故号“中岳外史”。因爱润州江山之胜，筑海岳庵于城东以居，又号“海岳外史”。晚年官淮阳军使，又号“淮阳外史”。因为喜爱奇石、崇拜奇石，衣冠唐制，被服怪异，人称“米颠”、“楚狂人”。又因曾官礼部员外郎，世称“米南宫”。世居太原，其父徙家襄阳，因谓襄阳人，人称“米襄阳”。
米芾为襄阳人，除自号“襄阳漫士”、“鹿门居士”外，尚有自署“襄阳米芾”、“襄阳野老”等名号。襄阳有自然村米庄，有纪念米芾的米公祠。米芾没有专为襄阳留下墨迹，也没有留下在襄阳居住的履历，这的确为研究其生平带来了诸多麻烦。我们只能据现有的有限资料，来推断他在襄阳的生活片段。他的父亲米佐，早在他未出生时已经将家安置到了襄阳。米佐的前妻死后被封为襄阳县君，则说明了这一点。米芾的母亲阎氏当为米佐的继室。阎氏生米芾，当在家居襄阳时期。他的诗集中有一首《小集南山》的诗，诗中提及山简、葛强，由此知道他曾经游览过襄阳习家池；《枣阳县志》中录有他写的一首《义井》诗，由此知道他曾经到过枣阳；他与魏泰为同乡好友，唱和诗中有“洄湖还忆扣舷歌”之句，由此知道他们曾经泛舟洄湖，而洄湖就在襄阳南的汉水旁。他少年时代曾经临摹过唐代书法家罗让的《襄阳学记》碑，他还临摹过唐代另一位书法家钟绍京的《遍学寺》碑，而这两幢碑则正立于襄阳。以上这些零星片段，足以说明米芾与襄阳的关系。米芾为襄阳人是确定的，并非附会。
米芾的父祖辈皆为武职，五世祖米信，是赵宋王朝的开国元戎，保驾功臣，地位显赫。历任殿前指挥使、内殿直指挥使、郴州刺史、高州团练使、宝顺军节度使、彰化军节度使、右武卫上将军等职。四世祖米继丰，官内殿崇班阁门祗侯。米赟可能是米芾的祖父，“以众西出，讨击羌虏”有功，受到转官的奖励。米芾父亲官左武卫将军，赠中散大夫、会稽公。出生在这世代武官家庭的米芾，却弃武从文而成为著名的书法家和文学家。有社会的原因、家庭的原因，也有自身的原因。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为了防止武人效法自己以军事政变的方法夺取政权，采取了一条“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文人倍受尊崇，武人地位日降。他在建国之初就“密鎸”一座“誓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规定每逢“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就要“恭读誓词”，“誓词三行”，其中一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直至“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这个秘密才公开出来。可见，北宋历代皇帝都是严格尊奉这誓词的。太宗时期，“武臣们在政坛上黯然失色，不仅地位低于文臣，而且其精神更趋于萎靡”。到真宗朝及其以后，“崇文抑武”方略则被奉为圭臬。形成了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局面。武人转换文职，文官拒受武职，遂为普遍现象。如果说米信当年还是武臣飞扬跋扈“多为暴横”、“专恣不法”的时代，那么到了米芾祖父、父亲时，则是武臣低眉折腰的时代。如曹彬虽居枢密使之职，但在与文人交往中却表现出谦卑的姿态。每次在途中碰到文官的车马，都要“引车避之”。又如狄青，在赴京任枢密副使时，被文人嘲为“赤枢”（时军人有“赤佬”的蔑称）。再如马知节，一日与王钦若同在枢密院议事，真宗皇帝亦在场。二人发生争执，王钦若喧哗不已，而马知节却委屈涕泣。由于朝廷“崇文抑武”，引发社会的“重文轻武”蔚成风气。也许米芾的父祖辈，就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开始了向文的转化，且把希望寄寓到了米芾的身上。
米芾自幼聪慧好学，“六岁，日读律诗百首，过目即成诵”。“十岁，写碑刻……自成一家”。从所作《书戒》中，知他特别注重个人修养。他说：“士不可无特操，三两面鲜有济者。”又说：“晚节末路，身名并丧，无以见祖先于地下。”“日暮途远，倒行逆施，乃是劫盗”。他认为人生在世，当“无为三身忧”，即上不辱没祖宗，下要对得起子孙。从他写的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也曾有雄心壮志。“青松劲挺姿，凌霄耻屈盘”。“鹤有冲霄心，龟厌曳尾居”。“有志隆宋业，无心崇党偏”。他的这种抱负，在北宋那种激烈的党争中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所以他“仕数困踬”，职微权轻。十八岁恩荫入仕为秘书省校书郎，历任临桂县尉、浛洸县尉、长沙从事、杭州推官、扬州淮南幕僚、润州州学教授。直到四十二岁，才获得雍丘县令之职。仅年余，罢为中岳庙监。后起为涟水军使，历发运司管勾文子、蔡河拨发。徽宗崇宁二年，五十三岁的米芾，始为朝官太常博士。寻为书学博士。未几，因事“罢官去国”，“出知常州，不赴。改勾管洞霄宫”。崇宁三年知无为军。五年，复召为书画学博士、礼部员外郎。言者又以“倾邪险怪，诡诈不情……人目之以颠，……无以训示四方”为词劾之，罢知淮阳军，因病而卒。纵观米芾一生官况，“三加勋，服五品”，短暂的礼部员外郎是他最高的官职。远大抱负不能实现，他也试图在自己治下做一点利于社会、利于子民的好事。他在《到任榜》中宣示了他的理想政治：“尚和厚、敬长老、勤农桑、救贫困、养疏亲”，“感召和气，五谷丰熟，字养蕃息”。他在《六顺晓示》中表示了要构建的理想的人际关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姑仁、妇义，“是人间六顺之事，能感召时和、岁丰、人长寿、家道富、子孙多”。然而，这在当时也是无法实现的，他没有能力保护他的子民。他为上官不顾农民死活的催组行为不满，他心情沉痛地写下了一首《催租》诗，并且愤然辞去了县令之职。他在官场上失意了，“功名皆一戏，未觉负平身。”“三十年间成底事，坐叨闲禄是身荣。”“一官聊具三径资，取舍殊途莫回首。”这些诗句正是他失意心情的留露，他要学孟浩然：“此意苟不遂，江湖终浩然。”“我不愧作孟浩然，缓策空山与摩诘。”他要在大自然中、在山水中寻求精神的慰藉。
仕途的困踬，想必也是他佯作癫狂、倾心书画的原因之一。他在倾心书画中找到了精神寄托，或者说是另辟蹊径，找到了更加适合自己发展的空间。他在所著《画史》开篇写道：“杜甫诗谓薛少保：‘惜哉功名迕，但见书画传’。甫老儒，汲汲于功名，岂不知固有时命？殆是平生寂寥所慕。嗟乎！五王之功业，寻为女子笑。而少保之笔精墨妙，摹印亦广，石泐则重刻，绢破则重补，又假以行者，何可数也！然则才子鉴士，宝钿瑞锦，缫袭数十，以为珍玩。回视五王之炜炜，皆糠秕埃磕，奚足道哉！”米芾要把在官场的失意，从书画领域中找了回来。
米芾在交友方面奉行“君子群而不党”的原则，他凭借与皇家的特殊关系以及精湛的书法，结交了许多显贵的朋友。他身历五朝，在诸朝宰辅中，除司马光、吕公著等少数人外，他均能与之交往。诸如苏颂、吕大防、林希、王安石、苏轼、沈括、蒋之奇、蔡京、章惇等均与之有诗词唱和或书简往来。他与王安石、苏轼更有着深交，王长米芾三十岁，苏长米芾十五岁，皆可以师长称，然米芾却“皆不执弟子礼”。他在给蒋之奇的信中也说：“襄阳米芾在苏轼、黄庭坚之间，自负其才，不入党。”这也许又是他“仕途困踬”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激烈的党争中，态度不明朗，或左右摇摆，谁会重用？谁会擢升你并委以重任？最多只能做个要好的文友。他在书画方面的朋友就更多了，除苏门学士外，有著名的画家李公麟，著名的词人贺铸，著名的诗话作者魏泰，古书画收藏家薛绍彭、刘泾，还有蔡肇、蒋长源、王诜、王涣之、王汉之兄弟等。他们经常交流所收藏的珍贵字画，鉴定真伪，欣赏评析作跋，探讨书法理论的真谛。
米芾又被时人称为“米颠”，“楚狂人”。而米芾并不自认其颠其狂。当有人以颠弹劾
他时，他上诉到蔡京那里，“自谓久任中外，并被大臣知遇，一无有以颠荐者”。他还“质
之子瞻（苏轼）”，子瞻笑答“吾从众。”其实，这些人也并不都认为米芾真颠、真狂。黄
庭坚就曾经说：“米黻元章在扬州，游戏翰墨，声名籍甚。其冠带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语默，略以意行，人往往谓之狂生。然观其诗句合处殊不狂，斯人盖既不偶于俗，故为此无町畦之行，以惊俗尔。”这“不用世法”、“不偶于俗”和蔡肇所说的“风神潇散”、“不能与世俯仰”相一致，二人乃真知米芾者也！
明代陈继儒在《米襄阳志林序》中说：“惟米氏以颠著……得大要浩然之气全耳！”他
还从六个方米论述了米芾的颠是颠而不俗，颠而不孤，颠而不寒，颠而不秽，颠不屈挫，颠而不诈。他惊叹：“呜呼，米颠旷代一人而已！”今人董有知先生对米芾的所谓颠狂，也有比较精到的分析。他说：“其实，他根本不颠。”“张颠、素狂、杨疯子，也并非真的‘颠、狂、疯’，就是阮籍与李白醉酒，醉意也不全在于酒。这些著名的大书家，封建社会的显赫人物，一者，心目深处憧憬着非常强烈的名禄诱惑力，可又不情愿周旋于腐败官僚圈子里的背俗环境；他们心中的正义抱负实现不了，却又控制不住内心世界的愤懑发泄，时时还在斥责讥讽权贵。二者，在帝王统治下，本人身份已大白天下，面临险恶形势，出于万般无奈，才以酒浇愁借故颠狂，无非是权作保护自己，与世抗争的一种手段。鉴此，若不能认知米芾的机敏智慧是不公平的，如不能明察其佯狂作颠也是不实际的。他的独特性格就在于既能压抑自己的天才和睿智，又能曲从别人嘲弄与自我摧残，以便在新旧党的激烈倾轧中应付优游，这恰恰是他真正聪明的自然流露和意念体现。”
米芾以书法名世，在北宋四大家中首屈一指。《宋史·本传》说他“妙于翰墨，沉著飞翥，得王献之笔意。”同时代的书法大家对他的评价就相当地高了，苏轼说他：“超逸入神。”“风樯阵马，沉著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黄庭坚评之曰：“米元章书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书家笔势，亦穷于此。”李之仪说他：“回旋曲折，气古而韵高。”蔡絛则说他：“投笔能尽管城子（毛笔的别称），五指撮之，势翩翩若飞，结字殊飘逸而少法度。”宋高宗特爱米书，在《翰墨志》中说：“米芾得能书之名，似无负于海内。芾于真楷、篆隶不甚工，惟于行草，诚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笔端，故沉着痛快，如乘骏马，进退裕如，不烦鞭勒，无不当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过得外貌，高视阔步，气韵轩昂，殊未究其中本六朝妙处，酝酿风骨，自然超逸也。昔人谓支遁道人爱马不韵，支曰：‘贫道特爱其神骏耳。’余于芾字亦然。”孙觌在《鸿庆集》中说：“米南宫跅弛不羁之士，喜为崖异卓鸷、惊世骇俗之行，故其书亦类其人，超轶绝尘，不践陈迹，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而绝出笔墨蹊径之外，真一代之奇迹也！”朱熹在《朱子文集》中也说：“米老书如天马脱衔，追风逐电，虽不可范以驰驱之节，要自不妨痛快。”范成大也说：“米礼部行草正用大令笔意，稍跌宕遂自成一家。后生习米者，但得其踰绳越契之风，则善学柳下惠也。”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说：“本朝书，米元章、蔡君谟为冠，余子莫及。”可见，米芾在当时书法界的地位和影响该是多么的高和大了。
米芾的书法特点，孙祖白有一个概括：“下笔倜傥纵横，有骨有肉；提处细如丝发，而圆润遒劲，按处中锋直下，而沉着不滞；毫风雄骏，无往不利，使转自如，八面生姿；结字分布，气势飞动，出乎自然，确能不受古人羁勒，发抒情性天趣，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运笔墨于蹊径之外，而自成一派。”其体势俊迈，为苏、黄、蔡三家所不及。米芾尝自云其书为“刷”字，意思就是运笔迅劲。而蔡襄“勒”字、苏轼“画”字、黄庭坚“描”字，其共同点就是“纡徐”。苏轼写字“以手抵案，使腕不动为法”，黄庭坚写字来源于对蜗牛的启示，所谓“看蜗书屋梁，韵与境俱佳”，所以人们以“纡徐”二字概括黄庭坚的书法特点。而米芾的“刷”字，却体现出一个快字。所谓“风樯阵马”、“快剑斫阵”、“强弩千里”、“天马脱衔”就是这个快字的最形象的表述。
米芾的书法甚得楚文化的精髓。米芾本非楚民，其五世祖米信，族属奚族。奚，本东胡族。原居辽水上游，柳城西北。汉时为匈奴所破，保乌丸山，因称乌桓。宋初，其族属尚多在塞外。但米芾却自称是楚国芈氏之后裔，尝自署名“芈黻”或“楚国米黻”，自号“鬻熊后人”、“火正后人”。这是为什么呢？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对楚国书法艺术的崇拜。他在所著《书史》开篇即云：“如楚钟刻字，则端逸，远高秦篆，咸可冠方今法书之首。”是楚人发明了毛笔（原以为蒙恬），楚人的书法别具特色。自西周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流传下来的铜器铭文，令书法家景仰。如楚公嫁钟、楚夜雨雷钟上的铭文，书法专家评为“字体奇肆，于此见荆楚雄风”，“奇古雄深”，“文字雄奇，不类齐鲁，可觇荆南霸气矣”。再如，春秋中期的王子午鼎和王孙诰钟铭文。其书法特点被专家评为“圆劲激越，诡异飞动”。这种雄奇、飞动、诡异的特点，正体现了楚人性格特征。刘玉堂先生说：“楚人的形象思维，有自由、浪漫、狂放以至怪诞的传统。凡所表露，必有特殊的魅力，书体也是如此。”楚国的书法，在先秦堪称南方书法的表率。其风格、特点与北方书法判然有别。郭沫若曾说：“南方尚华藻，字多秀丽；北方重事实，字多浑厚。”胡小石也认为：“（古文字）书体分为二派，北方以齐为中心，南方以楚为中心。”“齐书整齐而楚书流丽，整齐者流为精严，而流丽者则至于奇诡不可复识。”楚书有不拘陈规的创新精神。米芾的狂放、怪异，不正是有意效法楚人吗？他的书法风格和特点，显而易见与楚国书法风格、特点是一脉相承的。
米芾是画家，除留下《画史》之外，画品未传于世。现在只能从当时见过米芾画品的人的描述中得之。他与儿子米友仁的绘画，被人们称为“米氏云山”。《画史》和前人的评论是研究米芾绘画思想、绘画理论的宝贵文献。
米芾又是文学家。苏轼赞其文“清雄绝俗”。《宋史·本传》说他“为文奇险，不蹈袭前人轨辙。”宋人葛立方说：“米元章赋诗绝妙，而人罕称之者，以书名掩之也。”曾敏行在《独醒杂志》中说：“米元章以书名，而词章亦豪放不群。”岳珂在《宝晋英光集序》中说：“芾之诗文，语无蹈袭，出风烟之上，觉其词翰，同有凌云之气。”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说：“米元章之书法，人皆知之。其诗律之妙，人或不尽知也。”程俱《题米元章墓》也说：“其为文辞与立言命物，皆自我作，不蹈袭前人一言，元次山、樊绍述之流也。”程节也说：“米元章诗，词翰俱美，三、四读不能休。”可见，米芾的文学成就在当时也是相当高的。他的著述甚丰，曾经在苏轼面前夸耀说，自己的《山林集》多于《眉阳集》，而且不蹈袭古人一句。蔡肇在《米元章墓志》中也说：“刻意文词，不剽袭前人语。径奇蹈险，要必己出，以崖绝魁垒为工。”“所著诗文凡百卷，号《山林集》。《宣己子》、《圣度录》、《正韵杂说》又数十卷。”十分可惜的是，米芾的这些著作在靖康乱中佚失殆尽。南宋时，岳珂多方搜集，辑为《宝晋英光集》八卷。中有赋文六篇（其中《蚕赋》为宋庠所作，《动静交相养赋》为白居易所作），楚辞一篇。古诗五十一首，律诗一百零五首。长短句十六首。其余为序、记、赞、偈、铭、墓表、题跋、杂著等。黄正雨等人辑校的《米芾集》，所收更为丰富，仅诗歌就多至二百六十余首。称文学家、诗人，当不为过矣。陈延杰在《宋诗之流派》一文中指出：“宋诗至嘉佑间，人才辈出，风骨奇迈，譬之众垤环立，则苏、王称岱、华矣。其余三孔、二晁、王、米、张、秦之流，并皆天才横逸，笙竽同音，极天下之大观也。”许多文学史，未提及米芾，这对米芾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米芾的文学创作思想，从上述宋人对他的评论中可得而知。那就是“立言命物，皆自我作不蹈袭前人一言”。他自己也曾说：“芾自会道言语，不袭古人。年三十为长沙掾，尽焚毁以前所作，平生不录一篇投王公贵人，遇知己索一二篇则以往。”这一点与他的同乡好友魏泰相类，魏泰也主张“诗恶蹈袭”，人谓其“诗律峻峭，今人不可到也”。难怪米芾要称他和王平甫并为诗豪了。苏轼不仅喜爱米芾之诗，相与唱和外，尝赞其“词韵高雅”、“超然奇逸”。从他写给米芾的书简中得知，米芾曾多次把自己的新作“佳篇辱贶”。苏轼更爱米芾之文，在《与米元章》书中写道：“岭海八年，亲友旷绝，亦未尝关念。独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俗之文，超妙如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年瘴毒耶？今真见之矣，余无足言之者。”以“清雄绝俗”四字，褒奖米芾的文章，可见米芾为文之精到。在另一书简中，苏轼更为具体地描写了自己卧听米芾《宝月观赋》的惊喜之情和感叹：“两日来，疾有增无减。虽迁闸外，风气稍清，但虚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儿子于何处得《宝月观赋》，琅然诵之，老夫卧听之未半，跃然而起。恨二十年相从，知元章不尽，若此赋，当过古人，不论今世也。天下岂常如我辈愦愦耶！公不久当自有大名，不劳我辈说也。”一篇《宝月观赋》，令病中的文坛领袖苏轼“跃然而起”，其文一定非常不俗。可惜的是，这篇“当过古人，不论今世”的奇文已不复存在。我们只能从米芾的赋文，领略他的文学风采了。
王安石也喜爱米芾的诗。李之仪在《跋元章所收荆公诗》中说：“荆公得元章诗笔，爱之，而未见其人。”意为王安石在未见米芾之时，既爱上了他的诗作。后来米芾“从辟金陵幕下，既到，而所主者去，遂不复就职。”米芾去见荆公，“荆公奇之，总不可留。后亲作行笔，录近诗凡二十余篇寄之。”一次赠诗二十余首，可见倾心之爱。王安石尝书米芾诗于扇面，经常把玩。王安石去世之后，“元章怀旧恋知，故过其坟，为之形容，读其诗可见其意也。”
除苏轼、王安石对米芾的诗文大加赞赏外，当时许多一流的文学家都与之唱和。黄庭坚现存诗中至少有六首是专为米芾写的；秦观有两首次韵之作；贺铸有七首诗与之酬答；李之仪有三首七律寄怀米元章；薛绍彭、刘泾与之唱和就更多了。可见，米芾在当时诗坛上的活跃情状。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为了说明米芾“赋诗绝妙”，特举米芾《不及陪东坡往金山作水陆》和《栖云阁》二诗为例，并且评之曰：“如此二诗，殆出翰墨蹊径之表，盖自迈往凌云之气流出，非寻规索矩者所可到也。”杨慎在《升庵诗话》中标举米芾“诗律之妙”，并特别提出《望海楼》、《吟潮》和《垂虹亭》三首。上述诸篇，可以看做是米芾律诗的代表作。《吟潮》一首，在古今观潮诗中堪称上乘，其阔大、其气势，罕有与比。明代顾元庆在《夷白诗话》中赞之曰：“米元章咏潮诗也。书既遒劲，诗亦雄壮，迈往凌云之气，盖可见也。”《望海楼》、《栖云阁》是两首以写景为主的七言律诗。在米芾那里，画是无声诗，诗是有声画。他曾经与李大观诸人游颖昌西湖，各分韵赋诗，而米芾则以画松和之。并在画上题云：“与大观学士步月湖上，各分韵赋诗，芾独赋无声之诗。”顾之京先生在赏析《望海楼》诗时说：“诗人写景选择了不同的立足点——远近、内外、上下，不同的视线——仰视、俯瞰、远望，因而构成写景的不同角度，绘成多种特色的画面……米芾在此确是充分发挥了他画家之所长。”在赏析《垂虹亭》一诗时又说，米芾“是以画家的心思、眼光、笔法来咏此亭。”“通过绘制画面的手法，把景物展示于人。”陈延杰在评论此诗时也说：“米芾画山水人物自成一家，极江南烟云变灭之态。诗亦清新绝俗，善写景，飘飘然有凌云想矣。”用“诗中有画”，画中有情，来评价米芾的写景诗，我想应当是十分恰当的。
米芾的山水诗具有清的特点，这可以看着是对孟浩然诗风的继承。但他又有创新，孟浩然的清为“清淡”，淡而有味；米芾的清则是“清俊”、“清雄”，清而有气势。如果说孟诗是雪原千里的话，米芾的诗则是危崖悬冰。试读二人所作的观潮诗，便可立见分晓。
米芾的哲理诗理趣盎然，如《天鸡》、《庖丁解牛刀》、《拟古》二首等，对世态刻画尽致，讥刺入微。题跋诗、赠答唱和、怀古、挽诗等，也都各具特色。
米芾的词虽然不多，但在词史上也应有一定的地位。许宗元在《中国词史》中说，米芾“词作如其浅墨山中烟雨图，清俊、潇洒”。
米芾爱砚，有砚诗、有砚铭，且著有《砚史》一卷。米芾更爱奇石，米芾拜石的故事，天下闻名。他是奇石鉴赏家，是他提出了“秀、瘦、雅、透”的相石之法。2007年11月8日，海内外赏石界的专家学者相聚襄阳，参加第八届中国艺术节。在“米芾在中国赏石文化上的地位”的学术讨论会上，大家对米芾“四字相石法”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不少人认为，这是中国石文化的理论基础，对中国赏石艺术有深远的影响。一致推尊米芾为当之无愧的石圣，并于米公祠举行了盛大的拜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