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五年，吴谢宇案总算迎来“宣判”（明日将开庭宣判）。要知道在去年末就已经对吴谢宇进行过公开审理，虽然在弑母追问之外，还包括诈骗和买卖身份证的指控。但就舆论层面的关注依然是围绕弑母罪责进行的，以至于吴谢宇案被等同于弑母案看待也就不足为奇。
有必要说明的是，吴谢宇案从始至终都透着无法驱散的悲剧氛围。严格来讲如果吴谢宇没有犯下弑母罪行，就算他未来的人生还存在不确定性的变化，但是大概率应该会有不错的人生路（就“北大学子”的学历身份而言）。
然而当吴谢宇亲手把“世间最爱他的人”杀掉后，他的人生也就此走向灰暗。从这个层面理解“案中案”（诈骗和买卖身份证的行为）的发生，也就更为容易些。因为就案情的推动来讲，只有弑母部分的作案动机可大量采用心理分析法，而对于“案中案”（诈骗和买卖身份证的行为）来讲，更像是吴谢宇在得知“不可挽回”后的失控作为。
可即便如此，我们在看待吴谢宇弑母部分的作案动机，也要尽可能在事实依据下，以拥抱人性复杂的思路去看待。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审视吴谢宇的过程中，不至于陷入“结构性人格”的陷阱，不至于陷入“以罪责论人性”的套路，不至于陷入“速判速死”的情绪枷锁。
只可惜从吴谢宇案进入舆论视野开始，就不断涌现出各种各样的心理分析。其中就吴谢宇和母亲的关系阐释，以及吴谢宇和女友的情感分析始终被强调的“很多”，并且有人直接归到“性心理异常”的范畴。
对于这样的分析到底合理与否，当然也是见仁见智的事。但从舆论涉入角度来讲，却是不折不扣的“流量话题”。其中比较出名的话题是：“女友谈及吴谢宇，强调他极度需要生理上的爱”。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会跟弑母案牵扯上，就在于吴谢宇和母亲的关系生变中，他父亲早夭的事被认为是重要的转折点。
这使得人们在寻找“恋母情节”和“性心理异常”抓手时，就好像变得顺理成章，只是如果过分强调“性心理异常”的触发逻辑，很可能会把吴谢宇的动机复杂性彻底打散，让案情沉思走向线性模式。
当然很多时候，舆论上的归因和叙事都是简单的、直接的、偏好的。这使得复杂的案情在定性的时候，总会被个别的标签钉死。就如吴谢宇案刚进入舆论视野时，因为没有太多案情背景释出，人们就开始拿“应试教育”说事，认为这是“应试悲剧”（学霸作案偏见）。
然而当“非虚构报道”将吴谢宇和母亲的关系揭开时，“应试悲剧”就开始退出舆论场，接下来又是“原生家庭悲剧”登场，其中主要就“母亲强势原罪”，“单亲家庭原罪”进行各种批判，总之吴谢宇弑母的必然性被拿捏得很死，就好像“人生编剧”跟吴谢宇提前说好的事。
另外很多人用弗洛伊德的性学论阐释吴谢宇的情感构建，单纯的以学理审视来讲确实无可厚非。但是回到具体作案动机的定性上，最好还是作为辅助参考为好，因为对于弗洛伊德的不少理论来讲，虽然从学理沿袭上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但是就理论本身而言却不见得坚不可摧。
基于这个前提，心理分析涉入在吴谢宇案“宣判”之际就要更为审慎才好。因为对于吴谢宇先前释出的“现实有两个世界”，“妈妈很像死前的林黛玉”，“帮妈妈解脱”来讲，如果过分的强调“性心理异常”，很容易掩盖吴谢宇本能的求生欲。
之所以这样讲，倒不是说吴谢宇不该有求生的想法，而是考虑到他求生的想法可能会影响到他对真实作案动机的袒露。因为就本能来讲，绝大多数罪犯都会不由得为自己开脱。并且就吴谢宇这种情况，本来人们就他该不该被重判也是存疑的，这种情况下，对于他的审视更应该破除学理性推断，以实际的作案逻辑为主要参考。
说到底所有的阐释都只是事后沉思，只能无限靠近动机逻辑，却无法全数的打开动机本身。在这个困境上，无论是吴谢宇案，还是其他案子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具体审视罪行时，才会强调拿证据办案。
因为就作案动机中的“心理描摹”和“心声袒露”而言，总是很难说清楚，即便最后罪犯会讲出个“确定的描述”。所以要承认吴谢宇在作案前、作案中、作案后都始终处于矛盾之中，其中既有对世俗的愤懑，也有对世俗的不舍。
对世俗的愤懑，就在于吴谢宇在处理母子关系时走向极端，以至于他对于“爱恨”也生出误解，直至犯下大错。而对于世俗的不舍，从吴谢宇弑母后的活动轨迹来看，说明他知道自己的下场会如何，所以才会骗那么多钱，过自己没体验过的生活。循此而言，吴谢宇案的发生，就很难以普遍性的眼光去审视，因为亲缘弑杀案终归会有道不尽的侧面被掩藏，而悲剧性的结局只能被接受和定性，却无法被全数阐释和彻底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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