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辱与抗争――《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读后感
从1840年到1949年，这一段屈辱与抗争并存的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一系列剧变的时期，是中国人民开始了灾难深重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我们学会了在屈辱中挣扎，学会了反抗，甚至学会了反思。 李大钊说过：“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征兆。这种智力的老成，并于奋勇冒险的精神，不但未有以消阻，而且反有以增进。”他认为，“立在过去的世界上，寻出来的新世界，是真的，实的，脚踏实地可以达到的”。他把历史比作“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登之愈高，无限的未来世界，才能看得愈加清楚。视野开阔，不拘泥于旧有成果和正统表述，另辟蹊径，透过现象寻找更符合逻辑的真由，更是这本书的亮点。
从漫长的封建社会开始旧世界、土地私有和买卖、官僚政治、宗族、儒学。这些都可从书中分析出来，可以更加真实的体验当时的社会情况。试想一下，如果将你抛到当时的封建社会时期，你将怎么办？如同他人一般，苟且一辈子？在地主压迫下过活一辈子？大概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再到东方、西方，由盛转衰的清王朝，炮口下的震撼。东西对视，隔雾看花。东方之神秘，西方之奇异。每一个观点都是贴切的描述，当时的东西方贸易的交流，郑和下西洋国力的展现，体现出的是中国的强大，中国文化的底蕴。
然而一个闭关锁国，锁的不是对外交通和贸易，锁的不是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锁的是民族的狭隘，锁的是民族的愚昧。闭关锁国迎来的是外国人的鸦片破口。大量的白银外流，导致银贵钱贱。国内形势恶劣，烟民众多，残害身体，泯灭良知。在清王朝的腐败之下，民众的堕落面前，外国的武力彻彻底底使得当时的清王朝根基动摇。各种不平等条约和外来贸易的冲击，几千年来的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被逐步侵蚀。半封建半殖民，这是一个让人民深思的问题。我认为正是在这种体制和经济下，人民得以觉醒，才会挣扎，才会反抗，更让人反思。
恩格斯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国进入了挣扎的阶段。国内的政局也出现不稳定的因素，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以宗教为旗帜，创造了宗法大家庭。在定都南京后达于极盛，由此产生的军事和经济形势，牵制了太平的兵锋，迫使他收敛金田起义以来的席卷之势，农民战争巨流一下子汇成一片浅滩围绕着南京。后来清王朝的自强与求富。于是，洋务民用企业出现，如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湖北织布局等。然而，洋务运动只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一小步，比之西欧各国阶级革命完成之后实现的产业革命，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言，洋务运动更像是在缺乏产业革命条件的情况下出现的产业革命奇迹。它因模仿一部分西方器物而异于传统，又因其主事者以新卫旧的本来意愿而难以挣脱传统。结果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进步。零零碎碎的。是零买的，不是批发的”。
中国社会从中世纪到近代的最初一小步实始于这种支离斑驳之中。可能正是这种非体系化，片面的对西方的解读使得清政府当时不能摆脱西方列强的压迫，然而细细想来这又是必然的结果，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循序渐进的变革改良才是普遍状况。“中等阶层”出身的革命派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的事。在清政府推翻之后，深厚的传统惰性不仅使革命最终无法前进，还造成了军阀割据。同时由洋务派和维新派融合变化而成的保皇派和同样出现倒退变化的革命派都作出了站在自己立场的举动，急速新陈代谢的近代化的中国社会正在凭借自身的历史走向进行着选择。就是在这样循序渐进，由“器物―制度―文化”的逐层深入，中国由封建走向新时代。
陈旭麓先生全书用词极为思辨而富有哲思，发人深省，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所有改革或革命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的。我们需要尊重客观规律，在客观历史规律的指导下思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