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囚论》是唐宋八大家欧阳修的一篇史论文章。文章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纵囚论①
欧阳修
【原文】
信义行于君子②，而刑戮施于小人②。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④，而视死如归⑤，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⑥，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⑦，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⑧。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⑨，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⑩；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耳，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⑾？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⑿。”
【注释】
①纵囚：释放囚犯。唐大宗（李世民）贞观六年（632年）十二月，把二百九十名已判死刑的囚犯释放回家，并规定于第二年秋天就刑。到时候，“纵囚来归，皆赦之。”
②信义：信用，礼义。
③刑戮：刑罚，杀戮。
④不苟幸生：不苟且侥幸地活着。
⑤视死如归：形容不怕死，把死看得象回家一样。这里指为了信义，不惜牺牲生命。
⑥录：取，选择。大辟（（bi）：中国古代五刑之一，后指死刑。
⑦难能：难以做到。
⑧期：希望。
⑨冀免：希望赦免。
⑩贼：揣摩，揣度。
⑾常：经常，长久。
⑿逆情：违背人情。干誉：求取名誉。
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周武。
1．以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必以能也 期：要求
B. 录大辟囚三百余人 录：审查
C. 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 贼：揣摩
D. 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干：干涉。
答案 D [干：谋取，谋求，追求。]
2．下列句中可以作为欧阳修反对纵囚的理由的一组是（ ）
①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
②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
③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
④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
⑤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
⑥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
A. ①②③ B. ②④⑤ C. ①④⑥ D. ③⑤⑥
答案 B [①说明君子和小人的区别。③太宗纵囚的目的。⑥欧阳修同意偶尔纵囚。]
3．下列对此文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全文以情理、恩德为两经，以太宗、死囚为两纬，丝丝衔接，环环紧扣，明承暗接，前伏后应，使整篇议论交织一体，文势流贯畅达。
B. 文章的每段议论均顿挫有致，并大量运用对比技巧以形成强劲的说服力。
C. 作者认为“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的举动，只有君子才做得到，小人是不可能做到的。这反映出作者思想的局限性。
D. 文章通过议论，指出纵囚不近情理，非治国之法；不见恩德，非圣人之法。最后引出文章主旨。鲜明地表达了欧阳修顺应人情、严肃法治的政治观点。
答案 C [君子与小人在难易之间，而没有说小人不可能做到。]
4．把文中画横线的语句翻译成现代汉语。
（1）宁以义死，不苟幸生。
（2）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
（3）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
答案
(1）宁愿为(或“因”)坚持道义而死，不苟且侥幸活着。
（2)哪里有什么皇帝施给犯人恩德和那犯人懂得信义的事情呢?
(3)如果屡改这样做，那么杀人犯就都不会死了，这能够作为天下经常的法律么?
译文
信义可以在君子中施行，而种种刑罚则在小人中施行。判刑列入死刑的人，是罪大恶极的，又是小人中特别坏的人。宁愿为正义而死，不愿意苟且贪生，而视死如归，这在君子中也是很难做到的。在唐太宗即位后第六年时，把判处死刑的犯人三百余人登记在册，放他们回家，约定好到期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君子都难以做到的事，而希望小人中最坏的人能做到自然更难。到了规定的时间，那些囚犯自动回来而没有延误。这是君子难以做到的，而小人却很容易地做到了。这难道近于人情吗？
有人说：罪大恶极，确实是小人了；如果对他们采取恩德感化的手段，就可以使他们变为君子。恩德感化愈深入人心，人的转变速度就愈快，有过这样的事。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得到这种名声。可是怎么会知道他在放回囚犯时，没有料到他们一定会回来希望可以赦免自己的死罪，所以才放回他们呢？又怎么会知道那些被放回的囚犯，没有料到他们自动回来就一定会被赦免自己的死罪，这才又回来呢？料想到囚犯一定会回来这才放他们回家，这是唐太宗从上面窥测到下面囚犯的内心想法；料想到一定会被赦免死罪这才回来，这是下面的囚犯在窥测上面的皇帝的内心想法。我从中看到的是上下互相窥测对方的内心想法才形成了这种名声，哪里还有皇帝采取恩德感化的办法和囚犯遵守信义的事呢？不然的话，唐太宗在全国施行恩德感化的办法，到这时已经六年了，却不能让小人不犯极恶大罪，只凭一天的恩德感化，就能使囚犯视死如归，而且坚守信义。这是一种说不通的观点啊!
那么应该怎么去做才可以呢？我说：对放回家去而又回来的囚犯，杀了他而不能赦免。然后再放出一批囚犯，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可以知道是被恩德感化所致。然而这必定是不可能的事。如果对放出的囚犯在他们回来后就赦免了死罪，可以偶尔做一次。如果总是这样去做，那么杀人犯都不会被处死。这可以作为国家的常法吗？不能作为国家的常法。这难道能说是圣人之法吗？所以说，尧、舜、三王治理国家，必定以合乎人情为标准，不以标新立异为高明，不能违背情理来博取自己的名誉。
【译文二】
对君子讲信义,对小人施刑罚.刑罚定成死罪,是罪恶到了顶点,这又是小人中最厉害的了.宁可为了信义而死,不愿苟且偷生,把死看得象回家一般,这又是君子中特别难以办到的.
当唐太宗贞观六年的时候,选取犯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释放了让他们回家,并约定时间叫他们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用君子难以做到的事,希望最坏的小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终于自己回来,竟没有一个失约的:这是君子难于做到的事,小人却轻而易举的做到了.这难道是近于人情的么有人说:"罪大恶极,的确是小人了;但是等到对他施加恩德,就可以使他变成君子。因为恩德进入人心很深,能很快改变人们的气质,所以出现了象这样的情况."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求得这种声誉啊.这样看来,哪里知道放囚犯回去,不是预料他们一定再回来以希望赦免,所以才释放他们呢又哪里知道被释放回来的囚犯,不是预料自动回来一定能够赦免,所以才再回来的呢料想囚犯一定回来才释放他们,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料想上面一定赦免他们才再回来,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我只见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来造成这种声誉,哪里有什么布施恩德和懂得信义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到这时已经六年了,还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恶极的事;然而一天的恩德,却能使他们视死如归,保存信义,这又是讲不通的理论啊."
既然这样,那么怎样做才好呢我说:"释放了回来的,把他们杀掉而不赦免;然后再释放一批,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能知道是布施恩德所造成的.然而这是一定不会有的事啊.至于释放了能够自动回来再加以赦免,只能够偶然试一试罢了;如果屡次这样做,那么杀人犯就都不会死了,这能够作为天下经常的法律么不能作为经常的法律,难道是圣人的法律么因此,尧,舜和三王治理天下,一定根据人情,不标新立异来显示高尚,不违背人情来求取名誉。
创作背景
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经过主动消灭各地割据势力，虚心纳谏、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公元633年，李世民下令让将近400人囚犯回乡一年，等到来年秋收后再回到狱中受刑。这些犯人感激不已，等到第二年秋收后，所有犯人一个不差地全部归狱。李世民很是高兴，当场赦免了所有犯人。这就是著名的“四百囚徒归狱案”。
《纵囚论》就唐太宗纵囚一事提出了质疑，认为此事不足为训，并明确地提出了“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这一论点。这是一篇对传统见解进行辩驳的议论文。
赏析：
《纵囚论》是唐宋八大家欧阳修的一篇史论文章。文章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全文基调。接着通过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用君子与小人相比较，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是沽名钓誉的一种手段。因此，作者认为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
主旨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
本文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行文特点
本文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分析问题时，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于人情”。
本文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