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史书典籍，不难发现在中国古代，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将书目进行分类。而对于治经、子之学，吕思勉先生做出了这样的透彻之论—-“书籍之以记载现象为主者，是为史。就现象加以研求，发明公理者，则为经、子”。也就是说，“经、子”是明理之学，通过对经部，子部的研读可以明晰道理，不仅让人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拜读吕先生的《经子解题》发现，不仅有明晰读书之意，而且还谈及读书之法，以及给初学者列出了何种书可读以及应读之顺序、何种书应细看、何种书需知其体制。对于处于迷茫中的初学者来说，可谓是大有裨益。
经部书籍在中国古代拥有极其崇高的地位，是统治思想的指导类丛书。通过对经书的研读，不仅可以了解统治者治国之经略，还可以对当时之社会各方面情况有一大致的把握。在这一方面，吕先生所说“欲治经，必先知历代经学变迁之大势”也就是说，研读深究经学，必须要了解经学发展的清晰脉络，要有总体的把握。同时各个时代有其自身的特色，但又是一脉相承的，将变迁之势了然于胸，再加以对转变节点的把握，就能知经学的总体轮廓。经学之历史源长，有了总体轮廓，就要应知读经之法。首先谈及治学之法，即“忌偏主观，非有所偏好恶”。就是说，在做学问上，应以客观历史为依据，不可主观枉加臆断。说的详细点就是，应该以当时人之思想，立场出发去研究他们的思想衍生品—经书。与历史有关，就不可以自身好恶去评判或偏向历史的继成事实或已存经典，因为历史不是想当然，而是客观的存在过的事物，这也就是说，要有全局观念，不能片面的以自身好恶去研读经典。另外，说到汉学，这个在中国经学史上举足轻重的经典体系，吕先生指出“治汉学者，于今古文家数，必须分清。”可见，经典有其自身的时代特征，同时也受时代影响，必须要注意其自身的特殊性，这样才不至于混乱。其次谈及治经之法，如吕先生说：1、已经为一种学问而治之者；2、视经为国故，加以整理；3、因欲研究文学，而从事于读经。可见，经籍囊括之广，治经之法之多，对其他领域也是影响颇深。
面对浩博的经籍典藏，吕先生也给初学者以导引。如欲知历代经学变迁大略，可首读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分古今文之法，必须次读廖平《今古文考》；对于考辩颇详的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可次于廖氏。读此等书后，其余诸书，既不虑其茫无把握矣。而《仪礼》、《周礼》皆记典制之书，不必诵读，但须细看，知其体制。凡此种种，皆吕先生对于初学者关于经学学习之建议，清晰明了，不至迷茫。
子为一家之学术，其著述亦不由于一人。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学派林立，一门思想不尽一人思想，而是一个庞大士人群体的智慧结晶。其中诸子学说不乏哲学，社会，政治等各方面问题的讨论。因此吕先生做出了研读诸子书的方法：1、读诸子书者，以留意求其大义。即，一门虽众人，但有其主要的思想主张，如儒家的仁爱，道家的无为等等。因此对其大义的掌握也就意味着明其踪意。2、读古书固宜严别真伪。经过秦的焚书以及各种原因，古书大量遗失，虽有保留也是极少数的，因此在读古书时应先辨其真伪，避免后人伪作，而是学问不真。3、整治诸子之书，仍当着重于其学术，既观其同，复观其异。在整理诸子之书时，以其学术为重，寻求其通性与不同，从而更好的进行对比，学习。4、诸子之学，各有专门，故其文亦随之而异，固非有意为之，然其五光十色，各有独到之处。即，在研读诸子书中，应注意到各家的特色，不可指责其繁杂无规律，这正是文化繁荣的表现。
由于诸子百家著作颇丰，又因其中源流众多，对于所据之书不一一赘述。但是，通过拜读吕先生的《经子解题》所学不少。及了解到了经，子之学，又了解到学习之法。其间语言轻便明了，针对初学者所遇问题分门别类进行详细回答，使得初学者减少迷惑，增加学习信心，不愧“入门宝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