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摘取自一篇论文，题为《教育减负、家庭教育支出与教育公平》，作者系统梳理了 2005-2018 年间各省和中央教育主管部门的教育减负政策，通过构建微观理论模型，最终得出结论：
此前的减负政策，总体上在减少学生学习负担和家庭教育支出方面效果不显著；反而带来了教育产出的分化，使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上升，而低收入家庭的概率下降。此外，减负政策也带来教育投入的分化：一方面，高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和学生学习时间双升，低收入家庭却出现双降；另一方面，前期高投入家庭会减少家庭教育支出，而低投入家庭会增加教育支出。
从教育减负主要现象出发，系统梳理2005—2018年间全国各地的教育减负政策，发现以下四个主要现象：
第一，我国中小学生的课业整体较重。例如，2012年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显示，上海15岁学生平均每周校内上课时间在65个国家或地区中位于第9位，每周作业时间则为所有受调查地区之首。
第二，家庭教育支出水平高。例如，根据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2017年全国中小学阶段学生的校外培训总体参与率为48.3%，平均费用约为每年5616元。
第三，教育支出水平存在拉大分化的趋势。例如魏易发现中国的校外教培是以「培优」而不是「补差」为核心特征。
第四，从教育结果看，存在「寒门更难出贵子」现象。表明教育负担重与教育不公平间可能存在恶性循环。
发现研究期间的教育减负政策确实使高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和学生学习时间双升，而低收入家庭则双双下降；这些教育减负政策提高了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获得优质教育的门槛，加剧了「寒门更难出贵子」的问题。
由于此前的减负政策主要限制了校内教育的供给，文章分析表明，只要存在剧烈升学竞争，限制教育供给的政策不仅难以减负，还会产生拉大差距的后果，这为理解「内卷」和「躺平」、「寒门更难出贵子」等现象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实证依据。有效的减负政策需要从减小竞争、增加供给入手，通过「增量」和「提质」两手抓，来实现切实降低教育负担、促进教育公平的目标。
韩国的减负政策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持续至今，2000年前常被称为「均质化政策」。大多数研究认为均质化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并未显著降低家庭教育支出；甚至有反作用，如降低了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因而造成教育不公平，或者刺激了非法补习服务。
日本政府从2002年起开始推广「宽裕教育」，将学生的到校时间从每周六天降为五天，并压缩约30%的学校课程。然而，学界和政界对「宽裕教育」褒贬不一，一方面担忧升学考试和学生家长的压力会限制减负政策真正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则担忧其会弱化日本学生的学业表现和就业技能，尤其是低成绩群体和家庭教育环境较差的学生群体。2011年前后，日本彻底放弃「宽裕教育」。
对中国的教育减负政策，已有文献大多认为减负政策效果有限，还有文献发现了「越减越负」的证据，如刘虹和张端鸿发现「减负」推升了上海的民办小学和校外教育市场；杨欣等针对中小学生进行的抽样调查发现，执行减负政策只减轻了校内课业负担。
相关研究发现，与学生能力无关的家庭特征，对学生的入学机会和教育获取均有直接影响。但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学生在升学中的竞争优势，教育减负究竟是缓解还是加剧了教育不平等问题，尚缺少系统研究。
21世纪以来我国教育减负政策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05—2008年，主要由各省教育主管部门零星推出教育减负政策。其中，河北和江苏教育减负政策力度较大，四川、贵州、山西、山东、黑龙江和内蒙古等省有一定调整。主要政策内容是减少作业、限制教师授课内容等。
第二阶段为2009—2012年。2009年教育部发布了《教育部关于当前加强中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的指导意见》，对学生作息时间、课程计划、考试科目与次数和招生管理等作出全国统一要求。该阶段各省根据本省情况，在中央的政策基础上制定相应教育减负政策。
第三阶段为2013—2018年。这一阶段教育部开展了两次「减负万里行」活动，更严格地约束校内课业压力并加大监督力度，并加上限制考试、补习乃至招生分班等政策内容。
第四阶段为2018—2021年「双减」之前。2018年年末，教育部联合九部门下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减负三十条)，不仅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也提出要严格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旨在整合调动多部门的人手与资源，切实推动教育减负。
总体看来，教育减负力度逐年加大。十年间教育减负政策实施后：
结果是：收入处于下10%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下降了9.3个百分点，教育总开支平均下降了21%，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下降了9.19个小时。
而收入处于上10%的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上升了5.3个百分点，教育总开支平均上升了67%，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上升了10.37个小时。
结合上述数据我们看出：
第一，减负政策带来了教育产出的分化，使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上升，而低收入家庭的概率下降。减负减少了校内教育供给，此时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可以依靠家庭补充教育投资获得额外的竞争优势，而由于缺乏相应经济支持，一部分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就会从升学竞争中退出。此时为了减轻学生负担的政策产生了教育公平问题这一副产品，这为理解「寒门更难出贵子」现象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第二，减负政策也带来教育投入的分化：一方面，高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和学生学习时间双升，低收入家庭却出现双降；另一方面，前期高投入家庭会减少家庭教育支出，而低投入家庭会增加教育支出。这些发现的含义是，对于高收入家庭，既往的减负政策没有使得这些家庭和学生「减负」，相反，他们的各项教育投入都在增加，参与到基础教育的「内卷」当中；对于低收入的家庭，减负政策的确使得他们的各项教育投入都在下降，然而这种下降的代价是他们在升学竞争中获取的机会越来越渺茫，这意味着教育减负实际迫使他们从升学竞争中退出，不得不在基础教育上「躺平」。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不依赖家庭教育和经济支出的教育模式正在消失，那些更多依赖天赋和勤奋从而经济投入程度低的家庭在减负后不得不加大经济投入。这些发现有助于理解减负力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内卷」和「躺平」这两个相互矛盾却同时存在并愈演愈烈的现象。
基于上述发现，当下推行的「双减」政策要发挥作用，需要从加大优质教育供给和减少升学的竞争压力两方面着手（这是教育部层面的）。我们普通老百姓是没办法去影响政策层面决策的，我们能做的就是理解悟透当下的教育政策，结合自己家庭实际情况，给子女提供合适的教育学习环境。我跟朋友经常聊天说，时代不一样了，我们那时候大多数是靠天赋和努力的，现在教育的底线提高了，所有的基准都提高了。尤其是今年，北京的研究生毕业人数首次超过了本科生。我们能做的就是至少保证教育投入在基准值以上，否则落后就是你的子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