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称解释的文字为“解故”，如韩非《解老》。以文体论，与子书相仿，后日所谓“论辩体”。韩非《喻老》，是所谓“故”。这与后日叙事文相仿。
公羊、穀梁释《春秋》，则又不同，却是逐字解释的。这种逐字逐句的解释，就开了后日注疏的形式。这种细碎的解释是战国末年的新文体，乃后日注疏之开端。不过，公羊、穀梁一方面是逐句逐字解释，一方面又是问答体。这是与当时的文体相近，而后日注疏里所无的。这是解释的文体。
注，把水自一器皿倒到另一器皿之谓也。把今之语言放进去，用来解释古代语言，就是“注”。“六书”里“转注”就是把同时之另一地方言解释此地方言。
“传”就是传授、传递。《公羊》、《穀梁》称“传”，因是由先生传给学生的。而“注”，则是“注”给大家看的。
又有所谓“笺”。“笺”就是随便记下来的意思。
“传”、“笺”今通称“注”，以今释古。
“疏”，分析也。更详细地分析“注”，曰“疏”。六朝始有义疏，是把“注”分条析目来解释。但严格说来，唐以后始成立。
注、疏都要逐字逐句解释，故成为太繁、太碎的文体。
汉时，经学盛，多终身研究一经者。《汉书·儒林传·赞》：“一经说字，百余万言。”可见其繁碎。因此，《汉书·艺文志》又说：“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谓断句取义，便可与人辩论，自主为一派，不顾本义)。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定。”此语道出章句之学的毛病。毛病就在不切实用。
秦近君说“尧典”二字，就花去五十余万言。说《尧典》第一句“曰若稽古”，就用了三万字(见后人引桓谭《新论》)。
汉人以经学为求官之工具，故拼命如此。不过，到后汉，人们都知此病，便着重融会贯通各家之说，如郑玄。
魏晋六朝有“义疏”，重理，讲得较简单，如王弼注《老子》。但义疏不是讲字面，故各人说法不同。可是，还离不了字，故一直至唐。义疏一体，还嫌繁碎。
《旧唐书》一八九卷上：“儒举传序。太宗……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烦杂，谓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名曰《五经正义》。”唐太宗要标准化，把诸儒义疏各说各的说法统一起来。
到宋，改称“注疏”，有《十三经注疏》，是继承这一传统而来的。五经义疏要统一、标准化，但仍然是根据自来的解释来这样做的。宋是批评的时代，经学发展成理学、道学。理学、道学是受禅宗影响的，可称为新儒学，对经典重新加以解释，有朱熹《四书集注》。四书指示初学者做人和研究学问的方法，特重做人。《四书集注》和《诗集传》都为人注意。《四书集注》甚至成为国定教科书，到清朝仍如此，《诗集传》中对诗的看法与前人不一，故亦引人注意。《集注》、《集传》一方面集前人大成，另一方面又根据理学、道学而对唐时已一度简单化了的再行简单化，而不是呆板的讲章句(《五经正义》与《十三经注疏》则逐句逐字讲解)。朱子不太重视文义(字面意义)，却重用意。他讲用意常会把自己的理论放进去。当时禅学不重繁琐，他很受影响，一方面又因重语录，故要讲得简单明显，比六朝更进一步。
朱熹的成就不是偶然的，自有其背景。北宋王安石有《新经义》，一方面根据前人解释，一方面又简单化。他重《周礼》等，要人们知道古人为政、为人，使人知其政治哲学。《新经义》当时盛行，作为科举根据。后来他失败了(政治上)，而书也连带不为人注意了。他的《新经义》原本要“变学究为秀才”，但他承认，却得到“变秀才为学究”的结果。这是因为人们只重经义(章句)，而不重其精神，为传统而传统，却不为现实而传统。南宋时，人们亦感到要简单化，但又要重现实，更感领袖人才之重要。因此，朱熹的“注”就重做人之道理。自他以后，经之解释简单了，故称“经义”，就重大意而不重章句。但读书人却为经学而经学，乃变成八股(元、明对读书人摧残，影响到这一点很大)，也就谈不上实用了。
总之，注疏体裁由繁而趋简。但它终归还是解释文体，终不免繁碎，不能回复先秦韩非《解老》、《喻老》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