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刘孟客书》提到这一点。清时，汉学家、宋学家都不在乎文字工不工。曾是古文家，又对汉学、宋学留意，便想在文字与学问之间加以调停。
姚鼐本已说到考据、辞章、义理都要注意，但未予发挥。
曾国藩说，道德、修养、学问、文字都重要。他说，学问之道，无论如何都要注意文字，文以见道。
(1)醇驳深博
见道多的文则醇，少则驳。“醇驳”是说到文的方面的，把“道”作为“文”之批评标准。
怎样定见道多少呢?就视见道之“深”与“博”而定。深，指对道的分析而言;博，指广参而言。
(2)碎隘蔓易
他批评汉宋诸人从文字见道的毛病是碎隘蔓易。
许慎、郑玄可说深博，但不免于碎。这样，从文字上说，就不完美。这既是从文字方面来说，也是从文字之表现道这方面来说。
程、朱亦很深很博，不过有时未免太隘，只重精神修养。这都是从文字上批评他们“见道”的毛病。
杜佑《通典》讲典章制度，博而不深，结果文章“蔓”，范围牵涉广而无联络，支离。
宋朝道学家游酢、杨时更深于程朱，而范围更狭。他们只是用语录，文字太随便，太“易”。
我们认为，曾国藩上述批评很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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