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读过，但当时也根本不懂，只是记住了什么向前、调和与向后，觉得很对，后来写很多小文章，也经常引用梁先生的这个观点。此次重读的时候，越发觉得梁先生的这个观点确实是高屋建瓴。特别是于我而言，梁先生的很多思想经历对我都有很大的启发，特别是关于佛学的见解，以及关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后来影响了李泽厚先生提出了“情本体”的思想，更是长久地影响了我。
话不多说，谈谈此次重读我的一些思想上的收获吧。
在《自序》之中，梁先生谈到：“我要做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性情不许我没有为我生活做主的思想；有了思想，就喜欢对人家讲；寻得一个生活，就愿意也把他贡献给别人。”这就是独立思考和文人思考的意义吧。
在《绪论》之中，梁先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问题是这么来看的，“第一个意思，没有说出东西文化所以调和之道而断定其结果为调和，是全然不对的。第二个意思，觉得此问题很大，可以俟诸将来，也非常不对；因为这个问题并非很远的事情，虽然我们也晓得这件事的成功要在未来，而问题却是目前很急迫的问题！”此语在今日仍是有效的。谈中国文化的复兴，就必须要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而调和论是不当的，不是一种负责人的学人的态度和做法；置之不理，俟诸将来也是部队的，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因为现在文化上的一些问题，也就是因为这个大问题还没有搞清楚，必须要尽快努力搞清楚。就像邓公晓芒所言：“中西文化比较可能是未来一百年学术研究的主题。”
那么在百年之前，梁先生就以出版了这本书，开始了这个问题，可谓开山。
梁先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前提是他关于文化的定义，即“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问题在于三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是最根本的、决定性的；而梁先生一般认为精神生活是最重要的。“唯物史观家以为意识事被决定的而无力决定别的，是我们承认的，但精神却非意识之比，讲唯物史观的把两名词混同着用，实在不对。”
第二个特别重要的前提是梁先生对西方的认识：“一个便是科学的方法，一个便是人的个性申展，社会性发达。前一个是西方学术上特别的精神，后一个是西方社会上特别的精神。”对这一点而言，也没什么大的出入。主要的就是梁先生的关于世界文化的一个比较：
“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
“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这一点，也可以说是本书的最核心的观点。作者：雨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