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围绕疫情讨论了常见的四种类型的人，被污名化的武汉人、不合法的病人、志愿者团队的困境与策略以及发国难财的人。
被污名化的武汉人中，污名化有两种来源，负面信息和权力等级，大规模的疫情的突然爆发以及舆论控制下，武汉人在没有选择的等同于行走的新型冠状病毒。
不合法的病人中，病人指被生物因素感染的人，具有停止工作，听医生嘱咐的义务，携带病毒流动的武汉人就像是没有履行自身义务的人，从而受到更多人的谴责。
被污名化的武汉人和不合法的病人中，我们可以看到舆论在其中起到的强大作用，也看到了疫情的感染率和对疫情的恐慌在其中的加强作用。
志愿者团队的困境与策略中，爱心人士自发形成的志愿者团队天然就给人一种不可靠性，再加上有政府支持的红十字会的对比，更是一种官方权威和民间个人行为强烈对比的即视感，所以民间团体只能通过大量的宣传、分工以及向政府靠拢来解决自己的危机。
发国难财的人中，在大灾情中总会出现那么几例，正如韦伯所言，随着社会分工的加强，出现财富的积累和分配的不公平，对于人们的集体意识也越来越削弱，也孕育出了“无公德的个人”，对于这种道德个体化的人们，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道德，只能说他们对于各个选项的权重、意义、分配的差异日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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