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读后感3000字：
即便是夏日，读《南渡北归》，依然让我从心里感到寒意。窗外吹进的是丝丝热风，心里涌出的却是冰冰的寒凉，没有一点温热的感觉。
《南渡北归》讲的正是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历史分野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决策，及其走上不同的道路之后，各自命运的遭遇和剧变。1949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蒋介石划江而治的幻想彻底破灭，中国开始建立新的政治格局。
这一年，m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未来命运画了一条深刻的分界线。这一年，有些知识分子留在了大陆，有些知识分子去了台湾；之后，又有很多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自世界各地回国建设新中国，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坚守国外的阵地。
回望历史，有时如梦一般，真实与假设难辨真伪，清晰与模糊交替出现。
1951年7月，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学位的巫宁坤接到国内急电，请他回国到燕京大任教，他随即中断学业回国。当时正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助理研究员和讲师的李政道前往送行。巫宁坤突然问李政道：你为何不回国工作？“李笑着说：我不太适合。
此后的1957年，巫宁坤被打成右派。同一年，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只能总结。为了对民国及新中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有一个更直观的印象，我们选择一些具体的人和事，更能把历史的真实面目看得更加清楚。
吴晗与胡适：师生的殊途
吴晗是著名的明史专家。1948年11月底，时为清华教授，秘密潜入解放区等待出任高官的吴晗，派人找到胡适，让胡适留下，不要跟着国民党乱跑找死。当时这边许诺，让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兼任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斩钉截铁地给来人以著名的三句话拒绝了，哪三句著名的话呢？这里不说了，大家可以自行查证。
胡适南行之后，曾多次对人说，吴晗可惜，走错了路。他这样说，是因为吴晗曾经是他的得意弟子，他不愿看着吴晗从此走上不归路。吴晗随后以接收大员的身份，掌控了北大、清华。意气风发时，越发认为胡适是典型的狗坐轿子，不识抬举，是真正的“走错了路”。师生都认为对方走错了路，读后感www.simayi.net其实，没有谁对谁错，每条路都有他的不确定性，特定的年代也有特定年代的局限和历史环境，本文不以当时的事例映射当下，毕竟时代在进步，国家在发展，只想以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来警醒后人，对社会起到正面的引导作用。
对这一对师生，历史是这样记录的：
1948年底，胡适离京南行后，受蒋委托，以私人身份赴美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一做，就是10年。蒋政权逃离大陆后，胡适在美自谋生路。这么大一个知识分子，与其他人一样，填表求职，买米买面，其间苦痛，不足为外人道也。
1957年，蒋介石亲请胡适回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离美赴台。
1962年，当吴晗在北京副市长任上时，胡适在台北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一时，台湾大恸，蒋介石为之亲挽：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胡适只会打麻将的小脚太太江冬秀看着如此壮观浩瀚，涌动不息的人潮，对长子胡祖望说：祖望啊，做人做到你爸爸这份上，不容易啊。
台湾人所以会对胡适先生有这样的情怀，是因为49年前后，当时所有重要的知识分子要么就留在大陆，要么就流亡海外。傅斯年主持台湾大学时，连教师都招不够，还是用从大陆史语所跟过来的研究员们当教授才解决了当时的困难。所以，以胡适当时的地位，在台湾非常困难的时候，愿意回台湾担任这个职务，主持中央研究院，台湾的老百姓从心里觉得胡先生是认同我们的，来支持我们的，对他非常感激。那种感激之情确实是发自内心的。
新中国成立后，吴晗焕然一新。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就是他那段时间的写照。
陈寅恪：谁的骨头最硬
陈寅恪，自早年起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家长达13年，精通多种语言。陈先生读书只为知识，不为学位。虽学富五车，却无一张文凭。上世纪20年代中期，清华大学开办国学研究所时，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举荐他。曹校长觉得陈寅恪无“名望”、无“博士”、无“著作”，是“三无学者”，梁启超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有价值。清华不请，国外的大学就一定要请了。曹校长一听，赶快聘请。35岁时，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起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48年底，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时，陈寅恪虽然与胡适一起离京南飞，却因了种种际遇留在大陆而未去台湾。
1945年9月，根据入缅作战的经历，穆旦创作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上著名的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在诗的最后一段，诗人用中国远征军将士们的鲜血和泪水凝成了一曲凄婉哀绝的祭歌：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这是神一样的诗篇，这是神一样的悲悯。生命的无奈，时光的无情，自然的残酷，意象之恐怖，心志之恍惚，全是血泪凝结，震人心魄。相比屈子江边行吟，悲叹时运之不济，穆旦的诗更让我从灵魂深处对命运敬畏，对生命珍重。
现在我知道，对抗战历史的认识和书写有那么两种人：
一种是知道但不承认；另一种是真不知道，其原因或者是不读书，或者是瞎读书而致满脑子浆糊。这两种人都不能原谅，因为掩藏真相是罪恶，而不去了解真相则是愚昧。
1949年，穆旦赴芝加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1952年，穆旦与夫人周与良先后收到了台湾大学和印度德里大学的聘请书，但夫妇二人还是决定回归大陆，去完成他们对祖国的贡献。1953年5月，二人分别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和生物系副教授。他们凄惨悲凉的后半生从此开始了。
穆旦被批判的罪名起初由国民党远征军“伪军官”和“蒋匪帮的英文翻译”晋升为“双重反革命分子”，继而又被晋升为“美国特务”。
1958年底，反右时期，穆旦受了“阳谋”的暗算，被“引蛇出洞”，结果被天津中级人民法院以“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处以三年劳动改造。
1962年，被解除管制，每天打扫厕所和澡堂，结果，其传奇般的生命再度迸发。白天从事完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无休止的思想汇报后，晚上回家就开始偷偷翻译英国诗人拜伦的长篇诗歌《唐.璜》。
1965年底，译完初稿。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文革已开始横扫中国大地。期间，穆旦夫妇被几关几放，屡遭批斗。
1977年，穆旦心脏病发作而含冤去世，时年59岁。
死前，诗人写出了新诗《冥想》，道出了自己一生的感悟：
但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
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
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
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
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
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诗人是社会的梦想家，人类因梦想而伟大。穆旦是上帝的传道者，一生都在向人们传播着善良、爱心和梦想。诗人死去，梦想黯淡。友爱和善良被狂风席卷，这块大地充斥着罪恶和谎言。
政治运动，写满了多少知识分子阴阳两隔的悲欢。曾经留下的，梦想被击得粉碎。故有陶孟和“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的呐喊。曾经离去的，眼望故土，无能为力，满怀心酸。这样的结局，是上帝对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诅咒吗？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