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留侯美好如妇人, 五世相韩韩入秦。
倾家为主合壮士, 博浪沙中击秦帝。
脱身下邳世不知, 举世大索何能为?
素书一卷天与之, 谷城黄石非吾师。
固陵解鞍聊出口, 捕取项羽如婴儿。
从来四皓招不得, 为我立弃商山芝。
洛阳贾谊才能薄, 扰扰空令绛灌疑。
王安石有不少咏史的佳作,写得情文相生,饶有新意,往往能摆脱传统的陈腐之见,大胆地评价古人,发前人所未发。这类作品直抵一篇史论,与他散文中一些读史的文章如《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等堪称异曲同工,这正是宋人以文为诗、以议论入诗的典型。这首《张良》即是其中一例,读来耳目一新,发人深省。
开头两句用欲扬先抑的手法,“留侯美好如妇人”,虽是出于《史记·留侯世家》中太史公所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然王安石特举出此点以为起调,分明是要与后面所说的张良之奇功构成对照。“五世相韩韩入秦”句更明显地带有反衬的意味。张良的祖父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亲相釐王、悼惠王,故说“五世相韩”,然“韩入秦”三字将韩国为秦并吞,张良失去了贵胄公子的地位等家国之痛、身世之感都包括入内,于是引出下文博浪椎击的描写。
史载秦灭韩后,张良年尚少,然弟死不葬,为报韩仇,悉以家财求刺客,后东见沧海君,得力士,埋伏于博浪沙中(在今河南原阳县境内)以椎击秦始皇,误中副车,始皇大怒,下令大索天下,于是张良变更姓名,亡匿下邳。“倾家”四句就写了张良的这段经历,但并不是平铺直叙,而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这里不仅对张良的忠于韩国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且提到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对于张良也无能为力,从而赞扬了他的勇敢与机智。
“素书”两句写张良在圯(桥名,一说是水名)上遇黄石公事,这个故事史书中记载得有声有色。《史记·留侯世家》上说: 张良在圯上遇一老翁,翁命良为他拾取堕履,良长跪而进,遂相约五日后相见,届时良往,翁已先至,斥之而去,复约五日后相见,如此者再,至第三次,翁授良《太公兵法》一卷,曰:“读是则可为王者师,后十三年,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这个故事颇有传奇色彩,因而引起了后人的怀疑,司马迁在《留侯世家》后说:“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王安石在此则彻底否定了这种说法,以为张良之深通兵书乃得自天赐而非传自黄石公,言外之意是说张良的奇才异智为其天赋而并非仰仗黄石公的指点。这正是王安石论史的特识处。
“固陵”两句是述张良在楚汉之争中所立下的奇功。据《史记·项羽本纪》载: 汉高祖五年(前202),刘邦追项王至阳夏(今河南太康)南,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约定共击楚军,而信、越兵不至,楚击汉军,刘邦退守固陵,形势万分危急,遂用张良计,许韩信、彭越封地,信、越遂出兵,大败楚军。“解鞍聊出口”是形容张良从容不迫而出奇制胜;“捕取项羽如婴儿”是用夸张的手法,将项羽这个叱咤风云的人物比作小儿,表现了诗人对张良的极度推崇。
“从来”两句便转入了汉朝一统后张良所表现的非凡才智。汉高祖晚年欲废太子,立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吕后甚恐,求教于张良,良令太子召商山四皓入辅,四皓指隐居商山的四位须眉皆白的老人,高祖曾召而不应。一日,四皓侍太子见高祖,高祖曰“羽翼成矣”,遂辍废太子议。这两句即咏此事。据史载,四皓之来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而王安石说“为我立弃商山芝”,显然是为突出张良而作的想象之词。
咏史至此,似已将张良一生的功业说尽,然结句忽宕开一笔,去写贾谊之事。洛阳人贾谊深得汉文帝赏识,为太中大夫,数上疏陈政事、言时弊,文帝欲以谊任公卿之位,为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人所忌,乃遭诋毁,出为长沙王太傅,迁梁怀王太傅而卒,时年仅三十三岁。
历代史家都以贾谊为年少才高,然王安石却说他“才能薄”,分明是用此来作一反衬,烘托出张良的才智绝伦。然细析其中之意,也不是泛泛之言,张良功成名就后遂弃世学仙,欲从赤松子游,而正是这种视富贵如浮云的态度,使他成为汉高祖功臣中很少几个不受怀疑而得善终的人物。就这一点而言,他比知进而不知退的贾谊要高明得多。王安石另有《贾生》诗一首,就指出了贾谊缺乏高蹈出世的旷达胸怀。可知这二句诗虽写贾谊,其实未尝离开张良,而且正是顺次写来,由功成写到身退,全诗便神完气足。
咏史之作贵在能有高度概括史实和捕捉典型事件的本领。王安石这里选取了张良各个时期的主要活动,用极精炼的语言写出,如在灭秦和楚汉之争中,张良屡建奇功。然此诗中仅取了固陵议封韩、彭之事,正因为这一战至关重要,直接引出了垓下之战,为汉高祖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又如写招四皓事,略去种种细节,只写四皓之初征不至而用良计得招至,抓住了要害,突出了张良的作用。
咏史之作往往融入诗人自己的感情和见解,表现了诗人对历史的重新理解和评判,此诗也不例外。诗人写出了自己的体会和见解,不受史书的拘限,如“素书一卷天与之,谷城黄石非吾师”一句就是对史书记载的否定,写固陵出奇谋而说“解鞍聊出口”,述太子招商山四皓则云“为我立弃商山芝”,都是凭着想象,用夸张笔墨写出。唯其如此,这篇诗作的意义就超过了一般史实的复述。诗中分明寓有在当日纷扰的政治斗争中作者自己的切身体验,结合王安石在推行变法中屡遭毁谤,最后终于辞官归隐的经历,则诗中对贾谊才薄的叹息与对张良高蹈出世的颂扬,正表达了他自己的深切感慨与立身大节,把咏史和抒怀巧妙结合。
至于此诗的音调高朗,语言畅达,起承绾合妥帖有序,都很明显,毋庸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