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赋》：“或袭故而弥新”，就是说，虽用旧的，但有新的变化。由此可知，自晋以来，就重字句之新。
六朝有“新变”一语，可见重新。所以《文心雕龙》说：“宋初讹而新。”《文心》讲“通变”，以为不能只是大家互相学，只学当时。他渐有复古趋势。这种情形，到了西魏苏绰就更甚，他要复古，诏诰用《大诰》体。所以要复古，刘勰以为因当时文薄，味不厚。苏绰则更有政治意义。
隋文帝时，李谔上书说，六朝以来，文体浮艳，尽是风云月露，不切实际。要复古。
这种复古之风气至韩愈而更盛。不过，韩虽复古，却是“陈言之务去”。他与苏绰、李谔不同，苏、李是从政治立场说的，而韩则从文学立场，以为六朝文无前途。而且，他是以创新为复古的，复古不过为了创新。
韩在态度上与六朝人一样。六朝人“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明诗》篇如是说)。这种穷力追新之辞，至唐已陈旧成套子，故韩务去陈言。
及宋，黄山谷“以故为新”，“以俗为雅”，亦是要创新。
自陆机以来，就一直是求新。宋人如此;明人虽模仿，但亦求新，虽然其路不对。
《南齐书·文学传》说文章易陈旧，故要变化。
但亦有人求古。钟嵘《诗品》说陶：“笃意真(自然)古。”李白亦主复古，说“圣代复玄古”，要复至建安(“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宋人(苏东坡)有评陶者，说他“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这里所谓“古”，钟嵘所说之“真古”，固然一方面表示散文化，但更重意境 ，向往自然的古代。李白说“圣代复玄古，垂衣贵清真”，亦要自然。所谓“玄古”、“真古”，是要浑然，要回到道家理想之自然状态。这里所谓“古”，是重人生态度、意境方面。不重声律、典故，文字要与口语近。苏东坡说陶“寄至味于淡泊”，又“发纤秾于简古”，虽“淡”却“有味”。“简”，一方面是文字简，而生活也简。在简单朴素之田园生活中，仍可体会出细、厚之味，并详细写出。他们重在人生态度上，而求新者主要注重在文字上。
苏东坡说颜(真卿)柳(公权)字虽好，却不如钟(繇)王(羲之)之含蓄。在诗方面，李杜虽好，但其前如陶谢，却好在“高风绝尘”。朱熹说陶谢“高风远韵”。他们虽不用“古”字，却含有“古”字之意思。古诗浑成，含蓄，句子简单，但暗示力大。“高远”就是此意。“高”，不是写实际生活;“远”，以简单普遍之话表普遍之情感。“高远”，不说具体事实，而只说永恒的一方面，范围大，不为一时一地所拘。
“古”又有“典”之意义。“典雅”之“典”，与古有关。“典”就是古代之书籍，所谓“典故”。用“典故”来“求新”是可以的。“雅”就是“正”。在人生态度上，取古代典籍上所示之态度;在辞句上，用典故而求新。说到人生态度，“典”就是儒家之“中道”，“温柔敦厚”之态度。明人成为“古人影子”，这与“典雅”不同。他们只袭古，是下等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