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我用残损的手掌》（戴望舒）之赏析
戴望舒（1905—1950），原名戴梦鸥。浙江杭县人。作为现代派新诗的举旗人，同时他也是中国现代象征派诗歌的代表。早年他以一首象征派的《雨巷》闻名于世，被冠为“雨巷诗人”；然而他“最有意义”的诗作，却被认为是表达对祖国、对人民深沉的爱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这首诗是戴望舒在1942年春，因主持《星座》副刊“对抗皇军”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受尽酷刑的折磨，但他并没有屈服，用自己的一腔爱国热情，深入浅出的文字，在不见天日的牢狱中，在暗淡无光的铁窗里，寄托了一位中国文人的铮铮铁骨的狱中成名之作。
现在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赏析这首诗：
诗的内容：“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作者用比喻的手法，将“祖国的大好河山”比作“广大的土地”，将残损的的手掌展开想象，作者用自己的手去摸索着这辽阔的土地，这生他养他的家园，体现作者身在监狱仍不忘关心国家的强烈的爱国之情。“残损的手掌”，既是写实，又反映了作者在监狱中，身心被日本人侵略者残酷摧伤下那种坚贞不屈的意志。“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灰烬”“血”“泥”是对沦陷区凄凉景象的真实写照。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抢掠及“四光”政策，让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流离失所；家园的支离破碎，成了一片废墟，这惨不忍睹的情况，亦是国家的命运，也是诗人的命运。“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我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在这几句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在虚拟性的总体形象之中，又对现实事物作了直观式的细节描绘，作者从触觉、视觉、嗅觉、味觉等感觉器官的角度，如“微凉”“冷”“滑出”“细”“软”“蘸”等等，运用幻觉和“虚拟性想像”的手法，“手掌”由北向南，将家乡的美景呈现在眼前：长白山的冷到彻骨、黄河的夹泥沙、荇藻和水的微凉、江南的水田……这一切是多么美好，然而在敌人的铁蹄之下遭到百般蹂躏，家园的美好已经成为过去的炊烟，不复存在，无不教人痛极而泣。在感情色彩上，这几行诗是忧郁的，冷色调的，充溢在字里行间浓浓的思乡之情，与作者身陷囹圄的现实形成强烈对比。作者将家乡的美景用一幅幅画串联起来，突出了作者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这从侧面反映了诗人对家园沦落的惨状的哀痛及对日寇的愤恨。“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沾了阴暗”，在之前的感情基调上再次升华，手掌所到之处，无不是一片惨景，敌人践踏的痕迹。诗人内心对敌人的憎恨更是到了极点。到这里，便是诗的前部分。这一部分写了作者用自己已经残损的手去触摸祖国的土地，却是“血和灰”，为祖国笼罩在苦难深重的“阴暗”之中而深感痛心。“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由上部分的的消极感伤到此时的乐观积极，残损的手去抚摸那温暖明朗、蓬勃生春、依然完整的辽远的一角，如同轻抚恋人的柔发般温柔，“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是一向为人称道的两个比喻，使人们对解放区倍感亲切。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描绘自己对解放区的热爱之情，让作者受伤的心在这块温暖明朗的土地上找到了安慰。让人倍感亲切温暖，包含丰富的感情。这两部分并列在一起，恰构成鲜明对照。使用两种不同的色调，给读者以强烈刺激，诗人对敌人恨之切，对祖国爱之深，也就自然地显示出来了残损、冷、彻骨、寂寞、憔悴、阴暗„„与新生、辽远、温暖、明亮、坚固、蓬勃、永恒„„两种不同感情基调的对比，更突出了诗人的内心感受和真挚感情。接下来的“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作者用“太阳”和“春”比喻充满光明的解放区，本体和喻体的共同特点是能给中国的大地带来光明和苏醒。不仅突出诗中主题，而且使诗句更加生动形象。最后一句“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是作者对祖国美好的幻想和热衷的歌颂，“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两个比喻，是用水深火热的沦陷区反衬解放区──那里是将要实现民族复兴、诞生“永恒的中国”的地方。“永恒的中国”更是体现诗人对理想信念的坚定不移。
诗的艺术手法：运用幻觉和虚拟是创作这首诗的主要手法，再用细节描写，通过幻想黄河的水夹泥沙、江南的水田、岭南的荔枝花、渔船的苦水„„表达诗人对祖国的眷恋、热爱之情，用比喻手法，将祖国比作广大的土地，作者用残损的手温柔地抚摸这片他思念的土地，将解放区比作太阳和春，抒发自己对解放区的无比向往，即使作者没去过。将作者对解放区的热爱及感觉比作用手掌轻抚“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般的温暖亲切。再者，作者用对比的手法，将残忍不堪的家乡即被敌人统治的沦陷区与蓬勃向上的解放区作对比，反衬出作者两种截然相反的感情:对家乡的伤痛，对解放区的歌颂。对敌人的痛恨，对红军的赞美。作者用自己残损的手去触摸祖国的每一片土地，先是沦陷区的家乡，继而从祖国疆域的北部一直到最南端，最终停留在解放区。每触摸到一处，作者的情感就发生强烈的变化，由伤感到憎恨，欢喜，向往，再到歌颂，坚信。又从不同角度对事物做了直观上的描写，如从触觉（长白山的“冷到彻骨”，黄河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 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 掠过无限的江山”“ 新生的禾草是那么细，那么软”）视觉（“春天，堤上繁花如锦幛”“江南的水田，只有蓬蒿”）嗅觉（“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味觉（“我蘸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而这里面包含了作者的真挚情感。这首诗既是诗人长期孕育的情感的结晶，也是他在困苦抑郁中依旧保持着的爱国精神的升华。作者虽身受敌人的严刑拷打，平时执笔的手也成了残损，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但是诗人并没向恶势力低头，反而抬起了头，与敌人做生死的较量。这丝毫不减少作者对祖国以后强盛的明天的热情向往，热切期盼。他坚信：中国终有一天也会拥有同解放区一样明朗、光明的天，日本侵略者终有一天会被我们中国人赶出国门，而这一天即将到来。
摘要 ：《我用残损的手掌》是著名诗人戴望舒的一首代表性作品，诗中蕴含寓意深刻的意象以及诗人身为一个中国人对祖国未来的担忧，以及对于身处苦难中的同胞的同情，字里行间，表达出了诗人对于国家和人民的美好祝愿，透露出诗人对国家的赤子之心。关键词：戴望舒 《我用残损的手掌》 中国人 爱国情怀
（一）《我用残损的手掌》的写作背景
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戴望舒在香港参加了抗日战争，同年，被日寇抓进监狱，遭受了非人的严刑拷打，诗人看到伤痕累累的身体，联想到正在遭受日寇侵略的祖国大好河山，心生爱怜与悲痛，欲心疼地抚摸惨遭蹂躏的祖国，低吟无法迸发出诗人强烈的爱国呐喊和抗战之声，于是诞生了具有深远、痛楚、博大等风格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这篇爱国力作。
（二）《我用残损的手掌》赏析
诗歌第一部分情感基调比较低沉，开篇“残损”一词便引人思考，为何手掌是残损的，是受了什么伤害吗，以及为何会受到这样的伤害，“残损”一词奠定了全诗的情感基调，为后半部分的情感的转变和升华埋下了伏笔。“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视线由近及远，作者仅仅用了平常的“灰烬”、“血”和“泥”三个平常的意象，便形象地描绘出了遭受苦难后的家园的悲惨景象，表达了作者对家园遭受灾难的悲痛之情以及对于侵略者深深的憎恨；“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该是”一次表达出作者对于家乡深深的怀念之情，家乡以前湖堤之上繁花如锦、嫩柳芬芳的美好与现在仅存“荇藻和水的微凉”以及灰烬、血和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强烈的反差更加深化了作者的痛与恨；“江南的水田，你当年新生的禾草是那么细，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新生的禾苗”、“那么细”、“那么软”表达出了作者对美好河山的爱怜之情，“……”，省略号虽然没有一个字，却起到了无声胜有声的作用，现在却只有蓬蒿，令人痛惜。“岭南的荔枝花寂寞地憔悴”，荔枝花本是那么的美好，但是却“寂寞”而“憔悴”，“我蘸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海洋本应活跃着渔民们忙碌的身影，但却不见一叶扁舟，唯余一片苦水，暗示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无闲情赏花，无余力捕鱼，表达出作者对于人民遭受苦难的悲痛与爱怜之情。
诗歌第二部分情感变得明朗起来，作者“无形的手掌”掠过大地，沾染了血和灰，“只有那遥远的一角依然完整”，作者摸索到了“解放区”那遥远的一角，作者情绪陡然一变，变得激动和亢奋，因为那里“温暖、明朗、坚固而又蓬勃生春”，诗人感受到了他渴慕已久的“爱”和“希望”，就像“爱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般充满温暖与生机，作者将那遥远的一角誉为“太阳”和“春”，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手掌中的力量”喻示着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不屈不挠，我 们是外来侵略者无法侵犯的民族，终有一天，我们的民族会看到胜利 的曙光。“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这两个比喻，体现了中国人民不会甘愿受敌人屈辱，将仇恨化为力量对日寇进行强烈地反击。留下无比坚定的必胜之心，只有打败日本法西斯，我们才能有尊严地活着和死去，中国才能屹立于世界之林。此句与祖国人民产生了共鸣，它道出了每个中国人的赤子爱国情怀。
（三）总结
这首诗虚实结合，运用对比手法是最大的特色，将美好的回忆与 支离破碎的现实进行对比，凸显对祖国的担忧，对人民的关心。整首诗的基调由消极晦暗转向积极希望，表现了作者对于新中国光明前景的坚定信念，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祝愿，真挚的爱国爱民情感穿梭于全诗，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意象与诗人情绪的完美地融为一体，诗歌前半部分气氛深沉、低落，诗歌后半部分高亢、激动，情感起伏波动，全诗荡气回肠，衬托出了诗人由担忧转变成对祖国取得胜利的信念之坚定，全诗将诗人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系在一起吗，体现了诗人拳拳爱国爱民之心，令人动容！
《我用残损的手掌》赏析
戴望舒是我国三十年代有较大影响的、艺术个性十分鲜明的诗人，他的诗受中国古典诗歌和法国象征诗派的影响很大，早期作品以细腻地表现个人寂寞与感伤情绪见长，他的成名之作《雨巷》就是这类内容上颓伤、境界和格调都不高的抒情诗。但是，语言的音乐美，替新诗的音节开创一个新纪元，受到当时《小说月报》编辑叶圣陶的奖掖，戴望舒也因此而得了“雨巷诗人”的称号。
抗日战争爆发，戴望舒在香港主编一家报纸的副刊。在爱国热忱的鼓舞下，他编发了许多歌颂抗日的诗歌，同时也翻译了《西班牙抗战谣曲》，以唤起民众，日军占领香港后，戴望舒被捕入狱。在阴暗潮湿的土牢中，倍受折磨，得了严重的哮喘病，但他却举起诗笔，写了《狱中题壁》等诗篇。《我用残损的手掌》同样写于狱中，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他的诗的基调，从缠绵趋向昂扬，从朦胧走向明朗。
全诗以“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领起，展开丰富的想象，心中充满对黑暗的忧愤和对光明的追求向往。在烟云、炮火、灰烬和泥血之中，诗人触摸着家乡的湖堤、长白山的雪峰、黄河的泥沙、江南的水田、岭南的荔枝、南海的海水„„感到的却是寒冷，荒芜和寂寞，诗的后半部，诗人笔锋陡转，向着那“辽远的一角”，抒发了对延安革命根据地的热爱之情。那里充满了温暖、光明和蓬勃的生机，那里是“爱和一切期望”之所在，是“永恒的中国”之所在。
这首诗格调高昂，感情炽热，一气呵成。诗中荡涤了颓丧缠绵的情绪，在沉痛中迸发出热烈的赞颂、乐观的憧憬，表现了诗人高尚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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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残损的手掌》透视戴望舒
王文彬
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春天,堤上繁花如锦幛/嫩柳林折断有奇异的芬芳),/我触到行藻和水的微凉;/这长白山的雪峰冷到彻骨,/这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江南的水田,你当年新的禾草/是那么细,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岭南的荔枝花寂寞地憔悴,/那边,我蘸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黏了阴暗,/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我把全部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以上是诗人戴望舒的代表作《我用残损的手掌》(下面简称《手掌》)。这首诗标志着诗人写实和超现实手法交融的新的抒情方式的确立,达到了他诗歌创作的巅峰。不仅如此,这首诗也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近年来得到治史专家的相继推重。戴望舒本人也偏爱这首诗,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曾多次(包括在政务院举行的抗美援朝动员大会上)向听众朗诵此诗,表达他爱国的赤诚。
《手掌》最初发表于《文艺春秋》第3卷第6期(1946年12月15日),尾注创作时间为“1942年7月3日”,后依据尾注时序编排收入诗集《灾难的岁月》(星群出版社,1948年2月)。然而,在诗人已经去世近半个世纪的今天,我们发现,这首诗的真正写作时间与发表时所注的时间并非一致。在深入考察这一矛盾现象时,我们既看到一些历史的风云际会,也看到诗人激烈的内心冲突和痛苦,甚至关乎一代诗人和知识分子的命运,不禁令人掩卷深思、心潮难平。
事情的缘起是,我在整理编辑《戴望舒全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中,读到了戴望舒保存的一份剪报。这份剪报共47页,收录诗人发表的自1941年1月至1946年1月创作和翻译的诗文一百三十多篇。这里的诗作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沦陷时期发表的,有《过旧居》、《示长女》、《天晴了的时候》、《赠内》、《墓边口占》(作者自注:原题为《萧红墓边口占》,萧红二字被检)、《偶成》等。另一种是剪报最后一页所辑录的,自注为“是沦陷中不曾发表而在胜利后发表的”。包括《题壁》、《愿望》、《等待》、《口号》,总题为《旧诗贴抄》,发表于1946年1月5日《新生日报》《新语》副刊,署名林泉居士(这些诗篇后来均收入诗集《灾难的岁月》)。
剪报中没有《手掌》一诗,但却另有一首《断篇》,未标发表的刊物和时间(和《旧诗贴抄》编排在一起),署名“易鱼”,以后也未收入诗集(现已被笔者编入《戴望舒全集》(诗歌卷)中)。全诗如下: 我用无形的手掌摸索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破碎,那一角是和着血的泥,/那辽远的地方依然还完整,硬坚,/我依稀听到从那里传来雄壮的声音。//辽远的声音啊,虽然低沉,我仍听到,/听到你的呼召,也听到我的心的奔跳,/这两个声音,他们在相互和应,招邀„„/啊,在这血染的岛上,我是否要等到老? 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首诗与《手掌》的相似,由此推断,它只能创作于《手掌》之前,而不能在其后。从剪报所提供的材料来看,至迟到1946年1月,《手掌》一诗还未问世,只有构思运句与《手掌》相近的《断篇》。因此,戴望舒在《手掌》发表时(1946年12月)注明原作写作时间是“1942年7月3日”,应该是不真实的。
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进一步得到证明。(二)
1946年10月,戴望舒打破了由港回沪近半年的沉默,在《文艺春秋》第3卷第4期发表组诗《虏居诗抄》。1946年12月,《文艺春秋》第3卷第6期又发表《诗二章》,《手掌》就是其中之一(另一首是《等待(二)》)。
从两组诗的标题来看,前一组诗标明是“虏居”即沦陷时所作,后一组未标“虏居”,但尾注创作时间则又属于“虏居”。标题和尾注的差异,为我们留下疑窦。因为:第一,如果按照《诗二章》的尾注所标的时间,属于“虏居”时所作,应列入《虏居诗抄》之中发表;第二,如果是旧作(以尾注时间来看),修改可能没有按时完篇,则可以把前一组诗称为《虏居诗抄(一)》,后一组诗列为《虏居诗抄(二)》,如同他为两首《等待》分别标上(一)和(二)。出现这种情况,不可能是诗人的疏忽所致。诗人在同时期的俗文学研究和考证中十分严谨,甚至连一句读都不放过,作出了卓然的成就。具有这种严格的学术素养的学者是不会对自己的创作掉以轻心的。
这种有意在写作时间上的模糊,可以说明诗人的一点苦心。因为,戴望舒后来也没有像《过旧居(初稿)》和《过旧居》、《等待(一)》和《等待(二)》那样,把《断篇》作为《手掌》的“初稿”来处理,作单独发表。否则,人们便能够根据《断篇》推断出作于其后的《手掌》的写作时间。在《手掌》发表后,《断篇》没有再次发表,也没有编入诗集,其意图明显是让人们遗忘《断篇》。由此可见,《手掌》的实际创作时间,是故意被戴望舒模糊的,原作“1942年7月3日”是不可信的。
其次,《手掌》是戴望舒诗作的一个高峰,此作若属于1942年作品,则与同时期作品反差甚大,其他诗作难以与之比肩,可谓孤峰突起,鹤立鸡群。从1942年7月至1944年间,诗人仅写了《心愿》和《等待(一)》两首水准一般的诗。1944年以后,尽管还有《过旧居(初稿)》、《过旧居》、《示长女》、《赠内》、《萧红墓边口占》、《偶成》等幽婉深致的佳构,形成后期创作高潮,但也无出其右。这些诗章虽然吸收了现代派诗歌的某些手法,基本上还是采用结情于景或于事的传统现实主义手法,没有沿着《手掌》一诗探索,向西方现代派借鉴的道路上作进一步的拓展。这里是存在矛盾之处的。
相反，如果我们把《手掌》当作戴望舒1946年后的新作，以上疑虑即会冰释。此间，他正致力于洛尔迎、波特莱尔、阿波里奈尔、魏尔哈仑和梅特林克等西方现代诗人诗作的翻译，诗人的艺术视野更为开阔，代表他译诗的重要成果《<恶之华>掇英》和《洛尔迎诗抄》，也正在凝聚中。他的既有诗人的明丽又有学问家的精审的俗文学研究，已经得到同行专家的认同，收入《小说戏曲论集》中的论文，大都是在此时发表的。中西文化和文学传统的融汇业已走向更深层次。他有着较丰富的艺术积累，应该会在《过旧居》等佳构之后产生新的超越。《手掌》在此时出现，是瓜熟蒂落，应运而生。
第三，从《手掌》所表现的情感内容来看，属于1946年后的新作也很符合戴望舒的境遇。在沦陷期间，诗人抒写的情绪的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是仇恨，二是等待。沦陷初期，面对日本占领军的铁窗烈火，诗人写道：
我们之中一个死了，/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他们怀着的深深仇恨，/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
(《狱中题壁》)诗人在更多的诗篇中抒发了“等待”的心情：
我等待了两年，/你们还是这样遥远啊!/我等待了两年，/我的眼晴已经望倦啊!(《等待(一)》)苦难的岁月不会再迟延，/解放的好日就快到„„(((口号》)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偶成》)啊!在这血染的岛上，我是否要等到老?(《断篇》)相比之中，《等待(二)》和《手掌》二诗抒情的重点则有了转移。《等待(二)》在再现铁窗腥风血雨的画面中，融入了诗人现实的体验: 你们走了，留下我在这里等，/看血污的铺石上徘徊着鬼影，/饥饿的眼晴凝望着铁栅，/勇敢的胸膛迎着白刃，/耻辱粘着每一颗赤心，/在那里，炽烈地燃烧着悲愤。刀把我忘在这里，让我见见/屈辱的极度，沉痛的界限，„„
诗中回荡着两种声音，一是“等待”，二是感到“耻辱”，以后者为基调。日本兵的残酷，激起诗人深深的仇恨。沦陷时的梗桔，诗人默默沉静的等待，并没有使诗人感到人格的失落，如今光复了，解放了，诗人却因“朋友”和“同志”的所谓举揭而蒙受耻辱。
日本人占领香港时，诗人戴望舒曾坐了七个星期的地牢，受了种种酷刑，“做柔道的呆对手”，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听鞭子在皮骨上舞，做飞机在梁上荡”，他没有供出一个人，只在奄奄将毙时被保释出狱，并且落下了致命的哮喘病。如今却蒙上“附敌”的罪名，诗人当然无法理解。他在给港粤文协会员的“申诉函”中说：“有时我惨然的想，如果我迟一个星期不释放而死在牢里，到现在的情形也许会不吧…..一也许诸君会问我：你为什么不早点走了呢?不是每一个有良心的文化人都离开了这个魔岛吗?…一戴望舒没有说明他留下来的原因，他有不能公开说明的原由。
夏衍当时曾针对叶灵凤、戴望舒“附敌”的说法，指出香港沦陷后叶灵凤对劝他离港的友人表示“有事不能邃离”，因而建议“经过详情恐怕要等他脱险后自己来说明，我们希望暂时不作过早的结论。”四十二年后，他在回答有人询问说：“他(指叶灵凤一一笔者)说有事’，则是1939年潘汉年交给他的‘事’。后来(解放前的47,48年)潘说过，要他(指叶)保持超然的态度不直接介入政治，留待将来‘为我们帮忙’。潘案以前不让说，案后更不能说了也。”①冯亦代也证明，是潘汉年让戴望舒在香港沦陷时留下来。②然而，现在却天旋地转了。望舒在诗中抒写自己现实中强烈感受到的耻辱、悲愤、沉痛，自是题中之义。
不过，在对生与死作深沉的哲理思考后，他还是以宽广的胸怀和勇敢的决心，把苦难当作自己的命运来承受：
做个证人，做你们的耳、你们的眼，/尤其做你们的心，受苦难，磨炼，/仿佛是大地的一块，让铁蹄蹂践，/仿佛是你们的一滴血，遗在你们的后面。(《等待(二)》)这首诗抒发了诗人承受苦难(耻辱)和再次等待苦难(耻辱)洗刷的心情。
《手掌》则显现了诗人精神品质的另一方面一一对永恒中国的热爱和憧憬。他相信祖国的春天，“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自己再也不会像“牲口一样活”，“缕蚁一样死”，个体的生存价值因祖国的光昌明丽而得到真正的肯定。诗人于此又一次表现了隐含于中的个体与历史、民族、祖国之间的联系。这是经过苦难冶炼后得出的人生哲学和思考，比起《断篇》中“在这血染的岛上，我是否要等到老?’的心境，明显是一个升华。据戴望舒的朋友回忆，诗人当时一方面对诬蔑他在香港当过汉奸的人愤愤不平，另一方面又咀嚼自己的苦难和耻辱，认为“一个人既要抗日救国，献身民族解放事业，遭受一些苦难，承受残酷的身心折磨，自在情理之中’。③可以说，《等待(二)》和《手掌》就是这种胸襟的诗意写照。
因此，《手掌》作于1946年，是完全符合情理和历史的。(三)
既然是新作，却又在尾注标明是沦陷时所作，时间的故意错置，当然不是文字游戏。戴望舒是认真的，《手掌》的创作时间故意错置，是诗人借此强调自己沦陷时期的铮铮气节和爱国赤诚。
戴望舒战时曾为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的负责之一，香港沦陷后，因种种原因，滞留香港三年零八个月。长时间的阻隔，“文协”和文艺界的朋友都不太了解他的情况。1945年9月，戴望舒向茅盾写信表明心迹。9月25日，“文协”发函慰问戴望舒，并托其调查附逆文化。11月15日，戴望舒根据“文协”的要求，主持召开了“文协香港会员通讯处”第一次会议，12月17日恢复出版《文协周报》。
与此同时，怀疑附逆的阴云却慢慢向望舒身上汇拢。1946年1月1日，有何家槐等二十一人签名的《留港粤文艺作家为检举戴望舒附敌向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重庆总会建议书》发表。④不久“建议书”得到采纳。1月21日，出至第6期的《文协周刊》停刊。1月29日，由港粤两地作家选出理事，宣布文协港粤分会成立。在分会主编的《港粤文协》第1期的《敌占期间香港文化活动》一文中，多处提及戴望舒的名字。2月6日，戴望舒向港粤各位会员发送申诉函，未果。这样，使经过灾难岁月刚刚获得解放和光明的诗人蒙受了人格的耻辱。
1946年4-5月间，戴望舒依据“文协”总部的指示，回到上海向“文协”报到。其间，他写了自辩书，稍后，得到了“文协”的认可。1946年11月18日《华商报》刊登马凡陀(袁水拍)的“文联社’，特稿《香港的战时民谣》，其中约略可见诗人的陈述和“文协”审查的某些细节。与其同时，他开始在《文艺春秋》上发表诗作。《手掌》一诗，即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面世的。
诗人的灵魂受伤太多，负荷太重。他的人格受到的伤害，不是来自对垒的另一方，而是来自昔日的朋友和同志，来自诗人所参与并信赖的组织。面对这一严峻的境遇，戴望舒可能有三种选择，一是因为心灵脆弱导致自杀。戴望舒曾分析过叶赛宁的自杀，认为他的自杀“我们可以拿旧传统和新生活的冲突下的逃世来解释。’，⑥戴望舒以此作参照，又着重分析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认为他是未来主义者，一个最缺乏可塑性的灵魂，但又是一个革命者，他想把个人主义者的我熔解在集团的我之中是不可能的。“他将塑造革命呢，还是被革命塑造?’，仅有两条路，但决不是为他而设的出路，于是“没有出路’，的他，不得不采取自杀。⑥但依现时而言，戴望舒并没有对政治信仰和感情产生绝望，因此也不会轻生的。
二是可能游离于这一组织及其价值观念。1926年秋冬之际，他在震旦大学读书时参加了共青团，其后担任团支部的负责人，出席秘密会议，散发传单曾被逮捕。“四·一二”政变后被国民党上海清党委员会通缉，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诗人和他的几个朋友停止了革命活动。后来，冯雪峰曾希望他们恢复党的关系。施蛰存回忆说：“我们自从‘四·一二’事变以后，知道革命不是浪漫主义的行动。我们三个(包括戴望舒、杜衡一笔者)都是独子，多少还有些封建主义家庭顾虑。再说，在文艺活动方面，也还想保留一些自由主义，不愿被动的政治约束。’，⑦冯雪峰懂得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宽容，理解知识分子在追求自己价值的认识过程中的艰难，把他们“看作政治上的同路人”。⑧“左联”成立时，冯雪峰通知戴望舒他们参加，表达对戴望舒他们的期待。戴望舒参加了“左联”，并创作了《流水》一诗，抒写他对“水流的集体”的向往，对“在同一个方向中奔流到太阳的家乡去”的喜悦。但时过境迁，他又悄悄离开了“左联”，执着于“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推进“纯诗”，高高地浮游于社会和人生之上。
三是直面人生苦难。诗人走过了长长孤独而寂寞的路，直到抗战爆发以后，经过民族危亡的血与火的锻炼，他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了香港分会的负责人，主编《星岛日报》《星座》副刊，本着“尽一点照明之责”的决心⑨，投身于抗日洪流之中。
应该说，戴望舒在整个抗战时期，包括沦陷时期他的言行都无愧于“文协”集体的规范和民族大义。他以一己之心，为万众服务，以个体生命承担民族和历史的责任，用“苦涩的诗节”，“为灾难竖里程碑”(《赠内》)。他把《手掌》一诗写作时间前移，就是为了张扬和坐实这一价值，对污陷他“附敌”之说，作更有力的驳斥。
值得体味的是，这种张扬和坐实是在诗人的“自辩”得到文协认可以后去做的。诗人完全可以不这样做，即便标出真实的创作时间，也无损于诗人。另外，如果不是有机缘读到诗人收存的剪报，读到《断篇》一诗及其编贴剪报时的有关说明文字，可能永远不知道这首诗尾注的时间错置，诗人创作的流变会永远成为难解的谜。诗人良苦的用心，是出于一种防御性的心理，其中还能看出有难以言明的顾虑。人民革命已经胜利，历史面临一次全新铸造，民族新生不再遥远，这些当然鼓舞着诗人沿着业已行进的道路义无返顾地走下去，“迎接花一样重开的日子”(《偶成》)。革命具有巨大的号召力，但可能又成为锋利的双刃剑。或者对思想领域的问题缺少应有的认识和经验，不能正确自如地判别对立斗争中种种复杂问题;或者因大潮中鱼龙不分，“左”和奸诈的小人，利用革命过程中某些失控的环节和空隙，滥用革命的权威和权力。种种情况，给许多善良正直的人们带来苦难和坎坷。诗人已经遭受了一次，只要这种机制还存在，难免不会有第二次和第三次。他要有所预防。他的这种顾虑也并非祀人之忧。
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他的代表资格受到严格审查，并向更大的范围取证。后来即使通过了审查，在会议期间，仍然有人再次提出。但他的“顾虑”却在他的朋辈身上，不幸而成为事实。他的许多朋友(包括曾经呵护过他的长者)在扩大的反右斗争和十年浩劫中，都无法自保，蒙受了无妄之灾。当年曾一次又一次举揭戴望舒的人当中，有的也被卷了进去。十年浩劫期间，更多的人，以至我们整个民族都陷入沉痛的耻辱和苦难中。
经过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再来体味戴望舒当年创作《手掌》的过程，不能不为诗人的敏感和苦心所动容。
①姜德明《夏衍为戴望舒、叶灵凤申辩》，《文艺报》1988年9月24日。②参见黄宗英《盈盈望望舒》，《文艺报》1999年2月23日。③孙源《追忆良师益友戴望舒》，《香港文学》1990年7月。④公开刊登于《文艺生活》第2期《光复版》, 1946年2月。
⑥《诗人玛耶阔夫斯基的死》，《戴望舒全集》(散文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⑦⑧《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沙上的脚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⑨《<星座>创刊小言》，《戴望舒全集》(散文卷)1999年版。10 1980年10月笔者曾走访蒋锡金先生，据他说，在第一次文代会代表资格审查时，他曾为戴望舒出具抗战时期毁家纤难的证明。1999年4月笔者走访戴望舒长女戴咏素女士，据她说，第一次文代会结束，父亲和她姐妹住在北平钱粮胡同，徐迟来聊天，说到***在会上提出戴望舒“附敌”问题，是茅盾讲了话，才告罢休。
戴望舒与现代诗派
一、现代诗派的定义及基本特征
30年代初，出现了对新诗艺术产生过深远影响的现代诗派。
现代诗派：30年代初出现的诗歌流派，因《现代》杂志而得名。代表诗人有戴望舒、卞之琳、施蛰存、何其芳等人。他们继承和发展了象征派的诗歌主张，提倡写作“纯然的现代的诗”，作品大多不讲究诗形的整齐和韵脚，而以口语和自由的形式表现情绪的节奏，追求诗歌的散文美，以意象繁复、内涵丰富、组合奇特著称，形成朦胧而晦涩的诗风。诗作多表现诗人瞬间的情绪和遐想，被称为“意象抒情诗”。
30年代的现代派是由后期新月派和20年代末的象征诗派演变而成的。戴望舒被称为现代诗派的“诗坛的首领”，他1927年所写的《雨巷》已经显示了由新月派向现代派过渡的趋势，1929年创作的《我的记忆》这首诗，就成为了现代诗派的起点。1932年，施蛰存主持的《现代》杂志创刊(1935年5月终刊)，成了刊载现代派诗歌并使之独立和成熟的重要园地，现代派诗也因其而得名，1934年，卞之琳在北平编辑《水星》，1935年、1936年，戴望舒等主编的《现代诗风》和《新诗》月刊先后出版，把这股现代派的诗潮推向了高峰，伴随着这一高峰的，是1936年到1937年大量新诗杂志的问世，以至于作为现代派诗人一员的路易士认为“这两年是中国新诗自五四以来一个不再的黄金时代”，达到了其创作的极盛期。抗战爆发后，现代诗人群急剧分化，现代派诗潮也就越过了黄金时代而走向了衰退，其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被40年代的“九叶诗人”所继承和发展。
现代诗派的基本特征：《现代》主编施蛰存发表的《又关于本刊中的诗》，几乎可以看作是现代派诗歌的一个宣言：《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这里连用，七个“现代”来概括现代诗派的内容和艺术特色，归结起来，现代诗派的基本特征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追求“纯诗”的艺术观。
即施蛰存说的“《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诗”。这是一种典型的诗的“贵族化”立场，和早期的象征诗派一脉相承。如果早期白话诗追求的是诗的散文化和明白易懂，实现诗的平民化，那么现代诗派重视的是“现代诗是诗”，仍然追求诗的朦胧美，走的还是“诗的贵族化”那一路。至于诗和时代、人民、生活等外在的、非诗本身所拥有的东西，就更不在他们的考虑和主张之内了。其理论以戴望舒的《论诗零札》为代表。
2、病态的心灵，浊世的哀音。即现代人所感受的现代情绪。
所谓现代人，实际上指的就是远离现代斗争的漩涡，而又对生活怀有迷茫幻灭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所谓现代情绪，就是这群人所特有的精神状态，最典型的就是都市怀乡病。这些30年代的中国现代派诗人，大都是游离在政党和政治派别之外的边缘人，同时，他们之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来自农村在都市中感受到了传统和现代双重文明的挤压，成了都市中的飘泊者和流浪汉，生存在传统和现代、都市和乡村之间。他们感受到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痛苦，也体验到了西方唯美派、象征派诗人笔下对都市的沉沦的深刻绝望，以及颓废的世纪末情绪，五四的退潮和大革命的失败更是摧毁了他们的纯真信念，所以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使他们转向了微茫的乡愁(对自己出生的田园、传统文化、精神家园的皈依)，“辽远的国土”就成为了他们诗中出现率很高的意象，象征着现代派诗人灵魂的归宿地和梦中的理想世界，这是一群寻梦者，但是他们梦幻中的乌托邦在地球上并不存在，所以，诗人们的潜在的危机，是不可避免地经受乐园梦的破灭，从而形成了一种“感伤”的情调和诗绪。最典型地表现了这种心态的，就是戴望舒的《乐园鸟》，这是现代派诗歌中最好的收获之一。此外，他的《寻梦者》《单恋者》《夜行者》，也都写出了中国现代诗人身处理想失落的现代社会，努力挣扎的无奈和哀伤，这诗情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现代派的诗在内容上存在着一种悲观虚无的思想，现代派的诗人，有的是一颗青春的病态的心，所以，在这些诗人的笔下，中心往往是一个“孤零零的我”，远离时代和斗争，咀嚼自己小小的悲欢，所以大都内容苍白、基调消沉。
3、诗艺的突破和创新。即拥有现代的词藻和现代的诗形。
现代派诗人在艺术上主要受到了法国象征派诗歌、美国意象派诗歌运动、以及以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潮的影响，拥有现代的词藻和诗形。
现代的词藻：在30年代的现代派诗创作中，“文言语词入诗”是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语言现象，对于这些字，他们没有“古”的或“文言”的概念，只要适宜于表达一个意义、一种情绪，那怕只是完成一个音节，他们就采用了这些字，所以说是现代的词藻。如“乃自慰于一壁灯光之温柔”(李广田《灯下》)这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现代的诗形：现代诗派在30年代又重新举起了“诗的散文化的旗帜”，强调打破诗的格律，他们认为，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而整齐的格律会妨碍诗情，就象削自己的脚去穿别人的鞋一样。这似乎是对早期“作诗如作文”的白话诗的响应，实际却有不同的意义，因为他们仍然重视诗的思维和情绪，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诗的韵律，追求诗的朦胧美，走的还是诗的贵族化的路子。正象废名所评价的那样，他说：现代新诗的内容是诗的，形式则是散文的。
但是，现代诗的现代诗形更体现在表层的形式上，而在审美趣味和文化心理取向上则显示出鲜明的古典主义特征。使现代诗歌趋于成熟境界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诗人们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自觉继承，他们找到了传统诗歌中和西方诗歌相亲和的部分，如“亲切”和“含蓄”，从而找到了把传统纳入现代的合法性依据，从而获得了源远流长的古典文化和诗学背景的支撑。但是他们的继承还是有选择的，主要继承和发展的还是晚唐五代时期李商隐和温庭筠一路“纯粹的诗”的传统，因为温庭筠、李商隐诗中的那种幻象的美感和朦胧的意境，和他们的美学倾向正相吻合，表现出了一种回味深长的品格。
总之，现代派诗在中外诗歌艺术的融汇点上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诗歌美学，以意象繁复、内涵丰富、组合奇特著称，被称为“意象抒情诗”。
二、戴望舒(1905-1950)–现代派诗歌创作的艺术尝试
1、生平：戴望舒，原名戴梦鸽，浙江杭州人，现代著名诗人，文学翻译家，被称为现代派诗人的领袖。先后出版诗集有《我底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 《灾难的岁月》，共存诗90余首，既反映了20-40年代的历史风云，也记载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从幼稚到成熟的成长道路。
2、艺术探索的阶段
从思想发展的阶段性来看，戴望舒的诗作可以以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诗艺探索的阶段性来看，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经历了从早期浪漫主义的感伤抒情到成为现代派代表诗人的发展过程。
第一个阶段：创作的早期，以《我底记忆》中的“旧锦囊”一辑12首诗为代表，这些诗作写于1922-1924年，是他的少年习作。
第二个阶段：向现代诗过渡的阶段，既吸取了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手法，也受到了新月派格律诗的影响，注重音乐性，句式大体整齐，押韵且韵位固定，追求回荡的旋律和流畅的节奏。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就是著名的《雨巷》。
第三个阶段：创作的成熟期。这一时期，戴望舒摆脱了音乐的束缚，运用自然进展的现代口语，服从诗人情绪展开所需要的内在节奏，向以散文美为特征的自由体诗形式转化，以情绪的节奏代替了字句的节奏，诗风转向“厚朴”。《我的记忆》这首诗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收获。诗集《望舒草》收录了戴望舒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诗人找到了“新的情绪和表达这情绪的形式”，因此成了中国现代派诗人的领袖和当时新诗创作所能达到的成就的杰出代表。
第四个阶段：后期创作（1937年后创作）。他早期和成熟期的作品，多写的是爱情苦闷和个人的忧郁，离时代很远。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戴望舒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的行列，诗的内容和歌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39年所：写的《元日祝福》，是这种变化的标志。此后所写的一批著作，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在民族苦难中审视个人的不幸，回荡着爱国主义的激情。如《狱中题壁》表达了对抗日义士的歌颂，《心愿》，表达了对抗战胜利的期待和信心，《偶成》洋溢着胜利的喜悦，《我用残损的手掌》表达了对山河破碎的苦痛和对光明的向往，这首诗接受了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的影响，创造了一个新的艺术境界。
3、《雨巷》 1927年11月，戴望舒的成名作在《小说月报》发表，从此名噪一时。叶圣陶称《雨巷》“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戴望舒也因此获得了“雨巷诗人”的称号。
这首诗写于1927年夏天，正是“四·一二”政变后不久，诗人隐居在江苏小城松江，感受到了“在这个时代做中国人的苦恼”，《雨巷》表现诗人热切的追求与所求不可得的惆怅；诗中循环、跌宕的旋律和复沓、回旋的音节，衬托了一种彷徨、惆怅的心理情绪，从而间接地透露出痛苦和迷茫的时代氛围，典型地抒写了大革命失败后青年知识分子失望和彷徨的心态。诗的中心意象“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在期待的梦幻中出现，走近，又在“雨的哀曲”里梦一般消失，留下一份难消难解的雨中愁情。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象我一样，／象我一样地／默彳(chi)亍(chu)着，／冷漠，凄清，又惆怅。她静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她飘过/象梦一般地，／象梦一般地凄婉迷茫。象梦中飘过／一枝丁香地，／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默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圯(yi)的篱墙，／走进这雨巷。颓圮(pi)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诗中感伤性词语的大量和反复采用，突出呈现了诗人孤独、愁怨、感伤、惆怅的情绪，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部分知识青年对现实的失望和理想破灭的苦闷、彷徨。
这首诗是具有象征意味的，诗中描写的一切都是飘飘忽忽、朦朦胧胧的，悠长寂寥的雨巷，颓圮的篱墙，一切都是那么的凄婉迷茫，象征着诗人的孤独无望的心绪，既对现实不满，又看不到出路，但是他也不甘沉沦，也闪现过理想和希望的影子，这就是那个“丁香般的姑娘”。她是诗人在黑暗的现实和孤寂的生活中的一种美好而又朦胧的理想的象征，可是，这位丁香姑娘，却也有着“丁香一样的忧愁、哀怨又彷徨、还有着太息般的眼光”，最后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地飘过去了，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真实，只不过是一个幻像而已，这首诗是诗人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情绪下弹奏出的一支梦幻曲。
全诗共七节、每节六行，诗句长短错落，回环往复，押韵规则，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和旋律美。有人人认为已经达到了现代诗歌韵律美的顶峰，也是戴望舒诗作中最流行的作品。但是有意味的是，戴望舒本人却不喜欢这首诗，也许是因为它留有格律派的痕迹，太雕琢、太用心。但不久，戴望舒就找到了新的的诗学要素，取代了《雨巷》，这就是《我底记忆》。
4、《我底记忆》–诗学的重心就在于“意象性” 戴望舒的好友杜衡在《望舒草》的序中说，从《我底记忆起》，戴望舒才可以说在无数的歧途中间找到了一条浩浩荡荡的大路，完成了“为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的工作。这浩浩荡荡的大路也是30年代一代现代派诗人所走的道路，其诗学的重心就在于“意象性”。我底记忆是忠实于我的，／忠实甚于我最好的友人。／它生存在燃着的烟卷上，／它生存在绘着百合花的笔杆上。／它生存在破旧的粉盒上，／它生存在颓桓的木莓上，／它生存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在撕碎的往日的诗稿上，在压干的花片上，／在凄暗的灯上，在平静的水上，／在一切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东西上，／它在到处生存着，像我在这世界上一样。
用实用性语言来说，这一大段诗只剩最后一句就够了，但诗人却罗列了一系列的意象，这正是意象性的语言，也是诗歌语言之所以区别于日常语言的本质之处。《我底记忆》堪称是意象性的典范之作。
5、《我用残损的手掌》
抗日战争的爆发，促使戴望舒的思想和创作出现了全面的转机。作为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在祖国和民族危亡的关头，他把个人命运融汇到广大人民的哀戚和抗争中去，不再为一己的悲欢所缠系。在时代潮流和全民奋起抗敌的英勇壮举的感召下，诗人满怀激情投入神圣的民族解放的洪流，“终于发出了战争的呼号。他歌唱”新的希望“在”血染的土地，焦裂的土地“上出现，而”新的力量“也将在”坚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中生长，从而坚信”苦难会带来自由解放“(《元日祝福》)。
1941年香港沦陷，戴望舒因积极从事抗日宣传被日军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始终保持着坚定的民族气节，在恐怖阴暗的牢笼里，诗人的心却充满阳光，他用残损的手掌抚摸着祖国的地图，思绪越过千山万水，飞向受难的祖国大地，飞向坚持抗日的解放区，抒发了对祖国的-片深情，表达了对解放区的热情礼赞： 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 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在那上面，我用我残损的手掌轻抚，/ 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
我把全部力量运在手掌，/ 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 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诗人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解放区，他向往那里的人民所过的自由民主的生活，相信从那里升起的阳光一定会驱逐笼罩在祖国大地上的阴暗，带来民族的复兴。从艺术上看，诗人的诗风也有了显著的变化，虽然不是有意为之，但内容决定形式，只有在经历了”灾难的岁月“和战斗的历程后，他才真正找到了”最合脚的鞋子“。对戴望舒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转变–从沉溺于个人的低声哀叹，到满怀爱国激情地为祖国、为人民而歌唱。
6、戴望舒诗作的艺术特色：
1、受法国象征诗派的影响，但将法国象征派诗和中国诗歌传统相融合，将象征与浪漫抒情相结合形成新诗史上具有”古典美“意义的现代诗。
戴望舒在新诗史上的意义尤其体现在”古典美“中。如《雨巷》，这首诗更内在的美感就来自于古典的氛围。诗歌不仅化用了古典搭配，如”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就使人联想到李商隐的”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和李憬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同时也营造了具有古典背景的江南水乡的文化氛围。如油纸伞、悠长寂寥的雨巷、丁香般的愁怨，都暗示了一个”杏花春雨江南“的古典文化传统，而诗中的寂寥、愁怨、叹息、彷徨、梦、静默等诸般感受都在这个悠远的文化背景中找到了依托，从而生成了一种古典美。
2、诗体形式上，最早的诗篇受新月格律诗派影响，注重音乐性，句式大体整齐，押韵且韵位固定，如《雨巷》是他的格律诗的代表作，诗中ang韵的词反复出现，且句中有韵，音乐性极强。《我的记忆》第三辑起，向以散文美为特征的自由体诗形式转化，以情绪的节奏代替了字句的节奏，诗风转向”厚朴“。诗篇《我的记忆》、《断指》是他的自由体诗和”淳朴“诗风的代表作。在他的《诗论零札》里强调”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份“，”诗不能借重绘画的长处“，”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提出了和格律诗相反的诗论。现代派的诗人，除了戴望舒之外，还有卞之琳、何其芳、施蛰存、废名等人。
三、汉园三诗人的现代派诗歌艺术探索 沿着戴望舒开辟的道路继续摸索，并形成了自自己独特风格的，是《汉园集》诗人。1936年，由何其芳的《燕泥集》、卞之琳的《数行集》和李广田的《行云集》合成的诗集《汉园集》问世，三位差不多同时就学于北京大学的青年诗人也就此获得了”汉园三诗人“的称号。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卞之琳。
卞之琳：被人们称为最醉心于新诗技巧和形式试验的艺术家，更多地受到的是瓦雷里和艾略特等后期象征派的影响。他的诗作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主要有两方面：
1、是由”主情“向”主智“的转变。在新诗史上，卞之琳是一位具有自觉哲学意识的诗人，人们说他的诗常常”从平淡中出奇“，善于对平常的日常生活现象进行哲学的穿透和开掘。如他的名作《断章》，只有寥寥四行，却具有深沉隽永的意味：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卞之琳解释说，这首诗的创意就在于”相对“上，单一的”你“，和单一的”看风景人“在诗中都不是自足的，两者在看和被看的关系和情境中才形成了一个网络，从而揭示了一种既相互联系又互相制约的人际关系，这就是一种相对的、平衡的观念。这些诗在当时被称为是”新的智慧诗“。
2、是诗的”非个人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传统的”意境“和西方诗歌的小说化、典型化、戏拟化的”戏剧性处境“相融汇，从而达到其”个人“的隐匿，绝大多数诗作里面的”我“都可以和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的”你“和”他(她)“互换，而个人化的诗歌则不行，如”我爱你！“，就不能转换成”你爱我！“。如《断章》中的”你“和”看风景人“都是处在一种”戏剧化的处境“中，读者从卞之琳的诗中捕捉到的，是日常生活的场景和情境，但一经他点化，就蕴含了丰富深长的回味和耐人咀嚼的人生哲理，其中隐含了一种把普通生活审美化的高超本领。何其芳：是一位”成天梦着一些美丽的温柔的东西“的诗人，他的心理、情感、以及美学的选择，都偏向于中国古典的”美人芳草“，其早期诗歌具有冷艳的色彩、青春的感伤和精致的艺术，是一些真正美丽的诗。
另一位值得一说的诗人就是废名，他也是一位”智慧诗”的作者，同卞之琳相比，他更是一位东方化的现代诗人，融入他的诗的灵魂的是佛道精义，是诗禅传统，他的诗充满了禅理禅趣。代表作是《十二月十九夜》。
